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广州报道
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日本“打工”。
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劳动者数量首次突破200万人，达到204万，比前一年增加约22万，增幅12.4%。自2013年起，连续11年创新高。
外劳输入逐年增加，与日本国内的少子化危机紧密相关。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23年1-9月的出生人数（包括外国人在内的速报值）为56万9656人，同比减少5.0%。而在此之前，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7年下降。
日本少子化危机警报拉响，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好两手准备：一是祭出一系列促生育的政策；二是松绑引进外籍劳动力的政策限制，以解决用工荒的问题。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张季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外籍劳工人数创新高，从短期视角看，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经济从疫情中恢复，有足够多的岗位，而此时又面临国内劳动力不足，因此日本国内会选择扩大招聘外籍劳动者。不过他表示，利用外籍员工来补足劳动力，肯定是日本未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途径之一，但不会成为主流。
然而，日本严峻的少子化老龄化形势引发了担忧。有分析认为，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程度深重，可能会使其经济活力和创新力不足。那么，日本政府当下的这些措施，又能为其解多少愁？
日本少子化形势严峻
日本少子化问题似乎呈现加速恶化的迹象。
2023年1-9月，日本新生儿出生人数同比减少5%，新婚夫妻数量减少4.4%。日本综合研究所以此为基础进行推算，如果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预计2023年日本出生人数将比前一年减少5.5%，降至72.9万人左右，是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对于人口出生率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佳认为造成的原因是多样的。他向记者表示，这些原因包括经济压力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婚育观念改变，以及年功序列等劳动市场制度的转型未能取得成功等。
更让人担心的是，日本已经无法走出人口“负增长”时代。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26，低于此前一年的1.3。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子女，才能维持上下两代人数相等，因此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不过从数据来看，日本总和生育率数据已经远低于全球人口世代更替的平均水平。
上海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日本人口负增长似乎已经变成了不可逆的趋势，人口缺口也越来越大。”
持续多年的少子化问题始终困扰着日本政府。为此，日本也从未停止过“催生”。此前，岸田政府曾表示，接下来6到7年是扭转出生率下滑的最后机会。他警告，年轻人口比重快速下降会导致经济萎缩并影响社会保障。同时，他还承诺要推出“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以应对少子化危机。
从具体的措施来看，日本先从解决“钱”的问题着手。此前，日本政府提出的草案显示，在2024~2026年度的三年集中应对期内，将每年投入约3.5万亿日元的追加预算。当中包括发放生产补助金、给儿童发放补贴、扩大范围支持所有儿童的教育，以及加强对残疾儿童和需要医疗护理儿童家庭的支持。
在给儿童发放补贴方面，针对0岁至3岁儿童，每月每人发放1.5万日元；3岁至高中毕业每人每月发放1万日元；对多孩家庭的生活补助适当提高，第三个及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给付3万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还在高等教育费、住宅保障方面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
为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日本制定了“加速计划”政策，在未来3年内集中采取措施，从成本、教育、职场、财政四个方面入手以期破局，除了加大对儿童的补贴力度，还着力打造“妈妈友好型”职场，确保女性在就业和家庭中得到平等对待和保护。
不过，外界有质疑称，在确保财源方面，岸田政府并未给出具体方案，只是提出新政策的财政资金将由包括企业在内的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瞄准外籍劳动力
在日本公布的人口数据中，住日本外国人数和外籍劳动者数量均创新高，成为数据中的一抹亮色。
日本出入国管理厅显示的在日外国人统计数字，截至2023年6月，在日本长期居住生活的外国人有322万3800人，比2022年底增加14.86万人。当中，大部分外国人持有日本永住资格，第二多的是以技能实习签证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有统计显示，伴随疫情消退日本政府重新开放国境和放宽疫情管控措施后，持有技能实习签证的外国人增加了10%。
事实上，外劳也成了补充日本劳动力的重要途径。2023年，有消息指日本政府应业界要求，准备在2024年放宽条例大量引进外国劳工，可能会把发放长期居留准证的行业领域从目前的3个大幅增加到12个，扩展的领域不少与旅游业和技术型行业相关。
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日本政府吸纳外籍劳动力的举措其实也是未雨绸缪。据独立智库日本瑞可利职业研究所（Recruit Works Institute）此前发布的研究显示，预计从2027年起，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迅速下降。报告称，尽管劳动力需求保持稳定，但日本2040年的劳动力供应预计将比2022年减少约12%；预计到2040年，适龄劳动人口将比2020年锐减20%至5980万。
蔡亮向记者表示，其实日本早已有制度吸引外籍劳工，例如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制度等，“虽然日本民众对外来移民的接受程度还有待提高，但还是可以看到外来人口的数量正不断增加，现在的日本社会正变得更多元化。”
以2023年数据来说，若按国籍划分，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中越南人最多，占总数的25.3%；其次是来自中国和菲律宾，分别占19.6%和11.8%，来自尼泊尔的人数占7.1％。按职业类型划分，在日本工作的技能实习生人数实现了三年来的首次增长，增加了20.2%。报告还显示，日本小公司更倾向于雇佣外国员工，在31.9万家雇佣外国员工的企业中，约五分之三的公司员工人数不超过30人。
“如今越南籍劳工的数量已超过中国籍劳工，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工资水平提高，使得在日本务工的工资收入失去竞争力。另外，中日关系等非经济因素也影响了中国人赴日务工的意愿。”至于小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外籍劳工，张季风认为，主要是因为小企业数量众多，人事管理较为宽松灵活，相比起丰田等大企业招聘的流程更为简单。日媒数据显示，日本中小企业超过300万家，占日本企业数的99%以上。
在蔡亮看来，中小企业倾向于招聘外籍员工还为了节省成本。他表示：“很多小企业实际上是零部件工厂和专门零件厂的下游，若要降低成本，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减少人力成本，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招聘更多外来劳工。从成本来说，招聘外来务工所花费的成本肯定要比日本正式员工，甚至是派遣员工的工资低不少，而且外来务工们一般更加吃苦耐劳，也能获得日本雇主的青睐。”
除了吸纳各国技能实习生，日本政府还专注于吸引外国高端人才。2023年，日本法务部宣布将大幅扩大专门学校留学生就业机会。同年4月，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发布公告，面向外国人新增设的“特别高度人才制度”正式开始实施，该制度规定，只要满足特定条件，只需1年就可以获得日本的永住资格。
日本政府在稳固劳动力方面双管齐下，一边吸纳外籍劳工补充本地劳动力，一边松绑签证制度吸引高端人才。只不过，受访专家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还存有疑虑。
王佳向记者表示，长期来看，日本吸引更多外籍劳工补充劳动力能否成功，还需要考虑日本社会对外籍劳工的接受程度。日本社会传统上比较保守，对外籍劳工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如果日本社会不能充分接受外籍劳工，外籍劳工的流动性会增加，难以长期稳定地为日本提供劳动力。另外，若日本经济衰退，外籍劳工的流入也会减少。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也持相近的观点。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吸引外国劳工是日本劳动市场的趋势，但也面临阻碍，“因为日本本身是单一民族国家，不像其他移民国家，它在吸引外籍人士方面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在引入外籍人士的政策开放度也不算高。日本因为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适度在移民方面放宽限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仅靠移民政策的调整是无法解决老龄化问题的。”
冯帅章还称，日本的“特别高度人才制度”对于吸引人才不会有太大的成效，因为本身这个计划门槛较高，而且日本想要吸引的高端类人才并不只有日本正在争抢，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争抢。
“银发族”退而不休会否影响国家创新力？
近年来，日本的老龄化特征日益凸显。
据日本总务省的人口统计数据，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1%，再次刷新该国历史纪录，为世界第一。
在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下，日本国内就业的老年人再创新高。日本政府就业中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寻求就业的65岁以上年长者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日媒报道，东京池袋区的就业中心设有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柜台，柜台每天会迎来逾百名求职者，许多已经七、八十岁。
据统计，2023年日本老年就业人口达912万，该数据连续19年增加并刷新历史纪录。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为25.2%，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高水平，老年人在全体就业者中所占比例为13.6%，即每7名就业者中就有一名老年人。
在王佳看来，在日工作老人数量创新高，对经济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十分凸显。他向记者表示，日本老人就业，一方面是缓解劳动力短缺；其次是传承经验，工作的老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指导，促进经验的传承。但是，不能忽视当中的负面影响，一是降低生产力，与年轻人相比，老人的身体素质、精力、创新能力普遍减弱，生产力较低；二是削弱创新力，老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相对保守，可能不利于创新。
这些担忧并非没有道理，近年来，日本传统企业遭遇危机，日本制造业巨头东芝退市，相机领军企业奥林巴斯退市卖身，夏普、富士通等出售资产。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创业也不活跃。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在全球的1026只独角兽中，日本只有6只，主要原因包括风投稀少、创业难度大以及日本年轻人普遍缺乏创业意愿。
“日本的独角兽企业一直很少，因为老龄化社会下，日本的冒险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都存在不足。”蔡亮认为，老龄化社会的影响要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日本的社会养老值得称道，二是因为知识结构很早成型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不够，而这将不利于社会创新。
从联合国的世界知识产权合作组织（WIPCO）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来看，2023年日本排在第13位，低于韩国（第10位）和中国（第12位），而2007年的时候日本则仅次于美国等排在第4位。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老龄化并不会成为日本创新发展的局限性因素。
冯帅章表示，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一，不过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并不止有人口因素，并不能说人口年轻创新能力就一定更强，“日本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少，虽然它是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老化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非常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因此人口老龄化只是影响日本的创新能力的因素之一，并非决定性因素。”
张季风也认为，年轻人口多寡会影响日本整体的经济活力，但这无法决定其创新能力，因为创新往往是少部分精英的创新，年轻人总量的下降并不一定等于青年精英数量或研发人员数量的绝对减少。
日本总务省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日本的大学研究开发费用是2000年的1.2倍，基本处于持平状态。
为了提高日本的创新水平，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致力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202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2021年度至2026年度的五年科学技术政策方针“第6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计划提出将日本政府的研发预算总额提高到30万亿日元的目标。而在政策端，2022年，日本宣布要将东京打造成亚洲最大的创业中心，要将创业投资额在5年内增长10倍，在10年后达到10万亿日元，初创企业数量要达到10万家，独角兽企业要从6家增加到100家。
在日本老龄化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王佳认为，日本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帮助工作的老人保持良好的健康和工作状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减少消极影响。他认为，老龄化是否会削弱日本经济的创新力取决于工作的老人是否能够保持创新的思维和能力，“如果工作的老人能够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挑战，那么他们仍然能够做出贡献，促进经济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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