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1期语音预告（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更多资本等生产要素融入实体经济，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提高创新型企业的信贷资金可得性，并为其创造一个有效率的“试验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为了推进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各项金融惠企政策，引导银行机构着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2月正式发布首批37个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名单，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正式推进。

文章考察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的申请上。机制检验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并非通过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等强干预措施，而是通过降低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贷款交易成本等市场化机制提高了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从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的创新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干预较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创新需求较高和处在成长期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而非“广延边际”，即政策实施之前已有专利申请的企业更能抓住契机提升创新产出。此外，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

文章立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评估了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为中国制度背景下如何制定产业政策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参考。

中国产业链企业存在的专利创新“量质错配”陷阱，阻碍了创新要素的沿链扩散与技术整合，导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以实现有效突破。文章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机构纵向持股能否提升产业链企业的专利创新质量。

研究发现，嵌入产业链的机构纵向持股与企业专利创新质量之间呈现出“U”形非线性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机构纵向持股的投资组合权重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非对称持股影响其治理行为，其中监督型机构纵向持股在企业专利创新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产业链非对称持股程度的加大，来自联结供应商或者分销商的机构纵向持股的治理策略逐渐由“策略均衡”向“主动干预”演化，从而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当持股比例较小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纵向关联交易和垄断竞争而加强合谋垄断效应，抑制企业专利创新质量；而当持股比例较大时，机构纵向持股通过企业供需优化和委派董事而加强协同治理效应，通过促进专利再配置和专利引用而加强创新扩散效应，提升企业专利创新质量。

文章的研究强化了对机构纵向持股这一新兴持股模式促进产业链企业专利管理的认识，同时为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关于产业链韧性和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产业智能化作为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经济模式，对于跨越区域经济“极化陷阱”、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关于产业智能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影响的研究颇丰，但缺少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忽视了不同因素对产业智能化贡献度存在差异的问题。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和网络爬虫获得的企业数据来构建城市产业智能化指数，探析了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强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城市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主要依靠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产业智能化产生辐射带动作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对外开放是产业智能化的核心影响因素，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的产业智能化合作。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推动外围城市、高产业智能化城市形成紧密的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而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驱动作用有限。

文章基于空间关联视角，分析了产业智能化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探讨了产业智能化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驱动机制，研究结论对于推动产业智能化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中塑造中国经济新优势的关键路径。持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市场微观结构看，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一类典型且普遍存在的交易成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完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成为配置关键要素资源和塑造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正成为政府转变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引擎。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会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内部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透明度，促进政务信息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降低政企互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文章基于2016-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评估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效应随着政务服务效能的提升而减弱，而且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改善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这意味着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是数字政府建设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机制。

文章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夯实经济发展效率的重要依托。文章的研究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提供了政策借鉴。

随着“机器换人”现象的愈演愈烈，工业机器人应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在重塑地区经济发展格局过程中起到愈加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会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但从阶段变化来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呈现出第一阶段缩小、第二阶段扩大的变化趋势。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虽然会通过增强技术比较优势而扩大地区经济差距，但是通过削弱劳动力、资本比较优势，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更加明显，同时生产率比较优势的作用在现阶段无法有效发挥。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较高、配套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完善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尤为突出。文章的研究为引导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中国正处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准确评估农地产权强度的变化对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影响，对后期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出台保障改革红利释放的配套措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章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且影响效应随农户能力的提高而增大。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密集度在强化农地产权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发挥重要作用，且这种效应受到农户能力的调节作用。对于未发生土地调整、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村庄以及采用完全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家庭，强化农地产权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