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国的建立，与高句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是高句丽灭亡之后，域内民众四散而走，其中，渤海建国者大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1］即高句丽亡国是大祚荣家族移民营州的直接原因；二是营州之乱发生后，乞乞仲象父子率众从营州出走，契丹降唐将领李楷固追击，“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1］可知，高句丽遗民在大祚荣逆唐事件中是重要组成之一；三是渤海初建国之地以及强盛以后的部分疆域，是高句丽故时疆域。学界普遍认为，渤海国是由靺鞨人为主体民族，［2］联合高句丽遗民、汉人和邻近部落民族建立起来的古代国家。然而，也有部分国外学者，尤其是朝鲜和韩国的学者认为渤海是由高句丽遗民所建立的。［3］我们将通过分析高句丽人在渤海国内的人口比重和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而明确高句丽遗民与渤海的关系。
唐朝与高句丽战争结束前后，大批高句丽人被移民至唐朝各地，其中，渤海建国集团内的高句丽人当是被移民于营州的那部分高句丽人。整体来说，高句丽人迁徙至唐朝内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高句丽灭亡前归服唐朝显庆五年（660），在唐朝与新罗的联合进攻下，百济灭亡。随之，高句丽问题提到唐朝君臣的议事日程。恰在此时，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去世，引发盖苏文之子泉男生、泉男建和泉男产的兄弟内讧，同室操戈，使高句丽的危机日益加深。加之隋朝以来中原王朝连续的军事打击，使之经济、军事防备皆岌岌可危，高句丽已成为风中楼阁。而且，唐朝的文明开化又极大吸引了周边族众，所以，早在高句丽亡国之前，便有一部分高句丽人主动归于唐朝，也有一部分因战争被俘而迁入唐朝内陆。高句丽灭亡前夕，较大规模的一次人口内迁是随泉男生归服，以及南苏等三城降服。据《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载：乾封初（666）“（庞）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薛）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进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万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泉男生相会。”［4］可知，泉男生因兄弟内斗而降唐，唐朝在营救泉男生的过程中顺势攻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另据《泉男生墓志》载，南苏、木底、苍岩三城的高句丽人“奉敕追公入朝”，［5］668可知，南苏等三城之高句丽人悉数随泉男生迁入了内陆。泉男生归唐时“率国内等六城十余万户”，以平均每户五口计算，随泉男生归于唐朝的高句丽人，总计至少有五十万口。另一次高句丽人内迁，发生在盖苏文去世之后，以高性文家族和高足酉家族为代表的高句丽有识之士，预见到高句丽“王降国灭”［6］273的必然性，主动携家人归于唐朝。但慕义而至的这部分高句丽人大多数是以家族或部族为单位，人数不会超过五千人。第三支被内迁的高句丽人是从新罗等国转道，再移民于唐朝，这类移民的代表是泉（渊）净土。唐乾封元年、新罗文武王六年（666），渊净土率众投于新罗。［6］84得到了新罗王的妥善安置。然而，事隔一年，即唐总章元年、新罗文武王八年（668）春，文武王“遣元器与净土入唐，净土留不归，元器还。”［6］85不过，净土这次使唐是受文武王的派遣，所带随从不会太多，当年随其入新罗的大部分人众依然留在新罗。2.高句丽灭亡后移民唐朝内陆的战俘高句丽灭亡之后，唐军俘获大批战俘。唐朝对于战俘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是编入唐军，一是徙入内陆。有关总章年间（668—670）处理战俘的史料主要散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相关部分之中。《新唐书·高丽传》载，乾封三年（668），“男建以兵五万袭扶余，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7］萨贺水，即今辽宁省丹东市境内赵家沟河，这三万高句丽战俘应该是被迁往内陆了。因为，此时唐朝已经决定对高句丽发起最后的决战，故令刘仁愿与李勣会师，目的是合军南攻平壤，但因刘仁愿误期而至，下诏将其召回朝内，免除死罪赦流姚州（云南姚安县北），唐军在召回刘仁愿的前后，将三万高句丽战俘移入内陆。这样，对高句丽的决战便无后顾之忧。随后派契苾何力与李勣会师于鸭渌江畔，拔鸭绿江南岸的高句丽之辱夷城，各部唐军合力包围平壤，高句丽不敌。随后，薛仁贵乘胜领二千人进攻高句丽其它仍然坚守的城池，“杀获万余人”。［8］高句丽的出降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众将领及王族出降，先期内迁。据《新唐书·高丽传》载“藏遣男产率首领百人树素幡降，且请入朝。”［7］《旧唐书·高丽传》亦载“高藏及男建遣太大兄男产将首领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诸使入朝，勣以礼延接。”［9］5327可知，以泉男产为首的高句丽主要降将们得到了唐军主帅李勣的以礼相待。《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八年（668）条则载：“（新罗）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于是英公以王宝臧、王子福男、德男、大臣等二十余万口回唐。”［6］86有学者认为，参照《新唐书·高宗本纪》所载之总章元年（668）“十二月丁巳，俘高藏以献”，这批移民九月自朝鲜半岛出发，当年年底已进入中原。因此，学界“将此次移民与诸史所载总章二年对高句丽人的迁徙视为一次是不正确的。”［10］这种认识颇有道理。也就是说，随宝藏、泉男产先期入唐的高句丽军有二十万。其次，高句丽灭亡之后，总章二年（669）五月，又一批高句丽人被迁于内陆。关于这次移民的人数，诸史记载不一。《资治通鉴》记为三万八千二百户，《三国史记》所载相同。此外，成书于朝鲜王朝的《东国史略》皆沿袭《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暂取此说。以一户五口计，此次迁移计达十九万一千口左右。可知，总章年间两次迁徙于唐土的高句丽人，共计三十九万一千口。3.高藏谋反后移民于唐朝内陆的高句丽人据《新唐书·高丽传》载：“仪凤二年（677），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7］6189这则史料传达了两个信息。首先，仪凤二年（677），唐朝将高句丽末代王高藏派遣回到辽东故地，而原来被迁入内陆，且已经编入内陆州郡户籍的高句丽人亦计划皆随之返回辽东。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按计划欲“原遣”的高句丽人，是否遣回了辽东？将内陆不同时期，至少是贞观年间（627—649）和总章年间（668—670）迁入的高句丽人完全再迁回辽东重新安置是不可能的。原因有四，一是将已经安置于内陆的高句丽人再迁回故地，工程浩大，即使是只将总章二年（669）内迁的十九万余高句丽人迁回也是太大的工程，贞观年间房玄龄针对移民问题曾说：“未经旬月，即拔辽东，前后虏获，数十万计，分配诸州，无处不满。”［11］2495地大物博的唐朝安置数十万人尚且感觉“无处不满”，何况于辽东之地？二是高句丽故地已经分别设置了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各府州县自有辖区，而高藏不过是被封为辽东州都督，所以在安东都护的范围之内，高藏的权力是有限的，“与藏俱归”的回迁高句丽人应该是被置于辽东都督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可安置的人数则更为有限；三是从人口成份上看，大批高句丽人迁出之后，为便于治理，唐朝在其地设置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成立之初，“仁贵率兵二万人与刘仁轨于平壤留守”，［4］2782在近十年的生活中，这批军人大多在高句丽故地娶妻生子，对于高句丽人来讲，故地已经物是人非，大批移民的再安置也并非易事；四是安东都护府已经从平壤迁到新城，主要势力区域已经内缩，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迁移并安置全部移出的高句丽移民是不可能的。所以，随高藏迁回辽东的高句丽人应该只是迁入唐朝内陆的一小部分。其次，仪凤二年（677），高藏回到辽东之后，因与靺鞨谋反事发，很快又被流放于邛州（今四川邛崃县），高句丽人遭到灭亡之后的又一次迁徙。这次迁徙的高句丽人既包括随高藏回迁的部分高句丽人，同时也包括一批一直滞留在辽东的高句丽人。其迁入地是“河南、陇右”，这次移民的人数史书无载。不过，在陇右道一带戍守的“旧俘”，基本是二迁于唐境的，即将此前迁至内陆的高句丽人再迁回辽东，不足一年，这部分回迁于辽东的高句丽人再次被徙到内陆。移来移去，受移的人群没有太大变化，所不同的是安置地。从分散于六州的情况看，人数不会太少，保守估计当占总章二年（669）迁入中原的高句丽人口的十分之一，即约有二万人。这部分高句丽人在十年间倍受颠沛流离之苦，尤其是再迁回中原，进入陇右之后，环境恶劣，戍守任务繁重，生活艰辛。在河南道的高句丽人是初迁于中原的高句丽人，也就是说，在高句丽灭亡时他们被编入“城傍”，受高藏谋叛的影响，他们再被迁于河南道。彼时唐朝已经改变了边疆经略，将主要精力从朝鲜半岛抽调出来，转而重点经营西部之吐蕃。故而，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安辑百济余众”；任命高藏为辽东都督“安辑高句丽余众”，用这种“以夷制夷”的方式避免唐朝四面出击、两翼皆为战场的局面，缓解战争压力。高藏的试图谋反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唐王朝，随后将其流放，同时，亦内徙部分高句丽人。这次所迁的高句丽人多是当地富裕之家，安置地点选择在河南道，而非“空闲处”。至于“贫者”，则继续“留安东城傍”。尽管自七世纪以来，高句丽战争不断，尤其是经历了唐朝的毁灭性打击，兼之乾封二年（667）已经迁“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陆”，［12］92经济呈现凋敝局面。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故地虽然也有高句丽旧民的起义，但规模皆不大。在经历了近十年相对安定的生活之后，高句丽故地的经济有所复苏，相对于以前，百姓富者增多。故而，唐朝在留居于故地的高句丽人中又选择性地迁徙一批人进入中原，一方面是对为乱者的警告，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实唐朝内陆。这次迁延，估计人数为十万。综上所述，高句丽灭亡前后移民于内陆的高句丽人总数约为一百零七万六千口。4.唐朝在高句丽灭亡前后对其移民的安置区域高句丽自泉男生投奔唐朝，直至八世纪初，其故地域内的人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迁移，其中流入唐朝的数量最大，约有一百零七万六千口。对于如此数量巨大的高句丽移民，唐朝进行了有条理的安置。多数被安置于长安及东都洛阳一带，其次是江淮之南、山南、京西诸州，再次为河南、陇右诸州，另外主要集中在莱州一带和辽西的营州一带。［13］203-206而能够参与营州之乱，并在之后追随大祚荣东奔的高句丽人，则只能是被安置于营州的这一部分。辽西句丽由来已久，早在慕容氏与高句丽战争期间就有高句丽人被迁徙至此。［13］32-42高句丽灭亡之后，又有大批移民就近移居辽西。首先，在高句丽灭亡不久，就有一批遗民移居辽西地区，这从渤海建国者大祚荣“东奔”时所率部众中有一定数量的高句丽人即可证明。但是，这些高句丽人理论上不会悉数参与营州之乱，并随大祚荣再次迁徙，也就是说，有相关一部分营州句丽留居营州。另外，神龙元年（705），安东都护曾由幽州都督兼领；开元二年（714），又迁平州（今河北卢龙），自开元七年（719）起，安东都护即由平卢节度使兼领，天宝二年（743）又将治所迁于辽西故郡城（今辽宁省义县东南大凌河东岸）。在安东都护府西迁的过程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久居辽东的高句丽人随之迁往辽西或冀东北地区，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管辖和控制。1.高句丽遗民加入渤海建国集团的时间关于渤海国的建立情况，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荣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荣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北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1］5360《新唐书·渤海传》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歼痍遁去，楷固穷蹑，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14］6179通过上面所引史料，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其一，大祚荣（？—719）所在的粟末靺鞨（李健才认为大祚荣属于白山靺鞨［15］）曾归附高句丽，即所谓“粟末靺鞨附高丽者”，之所以如此繁杂地称呼，是为“区别于隋代内附的粟末部”。［16］大祚荣所部靺鞨则为“高丽别种”。关于“别种”，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周一良在《论宇文周之种族》中认为：“今按'别种’之称犹'别部’，为政治上相统属而种族上十九不相同之部落”，［17］这一见解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以大祚荣为高丽别部的记载来验证，我们亦赞同此说。其二，新旧唐书都强调了大祚荣是在渡过天门岭之后，才“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旧书传文更是言明，在营州之乱后是“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只提到了大祚荣的势力和乞四比羽的靺鞨人，并没有包括高句丽人，新书传文虽然提及了三方力量，但也只是对结果的概括性描述，亦不曾言出营州时便有高句丽人追随。而有学者认为，在出走营州时并没有高句丽人参与，这些高句丽人是在度过天门岭之后才归附到大祚荣队伍的，［18］34-38我们亦赞同此说。其三，契丹之乱中，居于营州的靺鞨等人“东走”。万岁通天年间（696—697），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在营州发动叛乱，唐朝派遣军队围剿，大批人口为避乱而外迁，其中最典型的是靺鞨人东走。据《新唐书·渤海传》所载可知，东走的这批人“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即从营州“东走”的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乞乞仲象所部靺鞨人、乞四比羽所部靺鞨人，以及高丽余种。这里的“高丽余种”显然既非乞乞仲象所部，亦非乞四比羽所部，首领史书未载。又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所载可知，东走的首领人物是“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综合两《唐书》的记载，乞四比羽是东走靺鞨人之一部的首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新唐书》所载另二支势力，一支由乞乞仲象所率，一支是首领无载的高丽余种；而《旧唐书》所载的另一势力是由大祚荣所率。《新唐书》中“高丽余种”的首领即是大祚荣，因为这一部分人曾归附于高句丽，故而，以“余种”称之。而《旧唐书》之所以不载大祚荣之父，盖因乞乞仲象去世之后其所部亦归于大祚荣，二支势力合而为一，只载祚荣。其四，由于乞四比羽拒绝武后的册封，被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追杀而死，加之乞乞仲象病死，所以，三支东走之众皆由大祚荣一人统率，“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14］6179这里的“高丽”与前文的“高丽余种”“高丽别种”一样，所指皆是曾入居高句丽，后又迁出的粟末靺鞨人。所以我们认为，天门岭之前的营州东奔集团中高句丽人的数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只是在度过了天门岭之后，来到了高句丽故地，即《旧唐书》所谓的“桂娄故地”，才开始纠集了当地的高句丽人和更多的靺鞨人，即新旧传文所提及的“（李楷固）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及“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而度过天门岭之后，早已脱离了营州地界，已然是来到桂娄故地，即原高句丽地区了，这时候大祚荣集团才“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在从营州“东走”的人众中，高句丽遗民数量微乎其微，但是到高句丽故地建国后，方有大量高句丽遗民“稍归之”。这时候，渤海建国集团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大祚荣本部“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高丽余种”所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据《新五代史》载，大祚荣“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19］920来自于高句丽的人口在这四十万人之中占三分之一，约有十三万口。大祚荣依靠这四十万人，于圣历元年（698）在桂娄故地的东牟山（今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城）建立震国，后改称渤海国。尽管我们认为初期离开营州时并没有大量高句丽人追随大祚荣集团，但亦不认同“此时的营州并不存在高句丽人的聚落”［18］34的说法。以下几个事件表明“高丽余种”到达营州。一是总章元年（668），二万八千二百户高句丽移民“将入内陆，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12］92二万八千二百户计十四万余高句丽移民，先集中于莱州、营州，之后方分别派遣至江、淮等内陆空闲区域安置。在“量配”发遣的时候，有相当的人众留居营州。据《旧唐书·王思礼传》载：“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王思礼的先人迁居营州地区的时间亦当是高句丽灭亡之初；二是仪凤二年（677），唐任命高藏为辽东都督，让他返回辽东“以安余民”，因谋反事泄，故而导致又一批高句丽人被移民内陆，同时，在这次迁徙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途经营州时留居；三是由于新罗势力的北进，特别是安东都护府在上元三年（676）、仪凤二年（677）先后移治于辽东郡故城、新城，势力逐渐内缩，越过辽河而进入营州的高句丽人仍大有人在。所以，在这三个时期中有大量高句丽遗民进入营州还是很正常的。只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句丽人参与了营州叛乱，并随叛乱集团东奔，相反，这些高句丽人还参与了镇压叛乱的活动并受到唐朝的嘉奖。如辽城州都督高仇须（高德武）、［20］泸河道讨击大使高慈等，高慈父子甚至在阻击契丹叛乱过程中壮烈殉国，得到唐朝的追谥。［5］959高德武亦因在平契丹之乱中战功卓著，而主持安东都督府事务。2.关于渤海建国于“桂娄故地”的问题《旧唐书·渤海传》载：“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祚荣死，玄宗遣使吊祭，乃册立其嫡子桂娄郡王大武艺袭父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新唐书·渤海传》则载：“渤海……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两则史料分别提及一个重要的地名，即《旧唐书》中的“桂娄故地”和《新唐书》中的“挹娄故地”。学者也普遍认为《旧唐书》中的“桂娄故地”当为“挹娄故地”之误。因为“桂娄”是高句丽五部王族所领之地的称谓，学界认为是指代以国内城为中心的区域，在后来的渤海国建置中，是西京鸭渌府之所在，不应是初期大祚荣率众自保之地。这一认识固然合情，但却未必合理。首先，从挹娄故地来看，大祚荣最初建城自保的东牟山的位置，无论是敦化说，［21］还是延吉说，［22］都大体上处于高句丽时期的栅城（吉林省珲春市一带）附近或不远。［23］相比较肃慎，挹娄不过是其中一部而已，［24］因而，挹娄故地相对狭小，当是在三江平原地区。［25］结合《新唐书·渤海传》所载，以“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谭其骧认为定州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下游，而潘州在黑龙江省林口县；［26］92-111孙进己、冯永谦则认为定州在黑龙江依兰县，而潘州在黑龙江富锦县。［27］365-393无论哪一种看法，都离大祚荣建国的东牟山地区相距甚远。可见，《旧唐书·渤海传》所记“桂娄故地”并不是《新唐书·渤海传》修订的“挹娄故地”，也就是说，《旧唐书》并没有误载，不然大武艺桂娄郡王之名亦无法解释。那么，怎样来理解桂娄故地更为合理呢？《新唐书·渤海传》对此有最好的诠释：“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从“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可知，这些地区都是当初高句丽国全盛时期治下之地，而桂娄部是高句丽王族所居之地的代指。因而，说大祚荣据高句丽故地自保便不无道理，只是并不是高句丽故都所在地而已。这表明，高句丽遗民在渤海建国期间的重要作用和对大祚荣建国集团的巨大支持，印证了“高丽逋残稍归之”和“高丽余烬稍稍归之”的记载。另外，《宁安县志》载，民国元年（1912），在宁安县曾出土“忽汗州兼三王大都督”铜印一枚，后遗失。［28］关于“三王大都督”，学界多有揣测，［29］结合前文的分析，基本可以确认此三王包括“渤海郡王”和“桂娄郡王”。而“桂娄郡王”则可进一步阐述为“高句丽王”，因为安东“高氏君长遂绝”，高丽余众多投靺鞨（渤海），随着渤海与唐朝关系的好转，安辑高丽余众的职责被渤海行使，已经实现了唐朝的初衷，那么，封赐其为高句丽王，则是顺水推舟，亦是大势所趋。因此，渤海在与日本的交聘中，有时称自己为“高句丽国”的根源便明确了。1.纳入渤海辖境的高句丽故地大祚荣东奔集团从营州东走至东牟山，途中必然要经过安东都护府。渤海建国于圣历元年（698），恰在同年的六月，安东都护府改为安东都督府，直至神龙元年（705），复为安东都护府。由于史书关于靺鞨建国的记载没有详细到月份，故而我们不能确知震国的建立和安东都护府缩省为安东都督府孰先孰后。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安东都护府的省缩与震国政权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并因此导致唐朝于圣历元年（698），委任高句丽末代王高藏之孙高宝元为“左鹰扬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并“委其统摄安东旧户。”［9］5323同年六月三十日，唐朝“又授高藏男德武为安东都督，以领本蕃。”［30］高德武赴任不久，营州便被突厥陷落，“高氏君长遂绝矣”，［9］5328此后，因为“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1］5360其中的“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皆非指大祚荣由营州带来的部众，而是早已居住在安东都护势力范围之内的靺鞨和高句丽遗民。《新唐书·高丽传》云，高句丽灭亡之后，“旧城往往入新罗，遗人散奔突厥，靺鞨，由是高氏君长皆绝。”［7］6198实际上，高句丽旧城入于新罗者，仅限于高句丽的南疆部分地区，而大部分纳入了唐朝安东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之内，不过，其遗民散奔突厥、靺鞨等地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只是散奔的数目不详罢了。既然导致“高氏君长皆绝”，说明散奔入渤海的高句丽“余烬”并不在少数，保守估计约占大祚荣四十万部众三分之一，约十三万人。另外，从渤海的疆域来看，高句丽的旧城有相当一部分纳入了渤海的统治范围。《旧唐书》载，大祚荣时便“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所指皆是高句丽旧地。例如，仅就今通化、白山地区来说，原为高句丽山城而后为渤海沿用的古城、关隘就有：长白县长白镇古城、长白县十二道沟乡十二道湾关隘、长白县八道沟镇山城、临江市东三道沟河临城八队古城、临江市内古城、白山市六道沟乡夹皮沟村古城、白山市六道沟乡桦皮甸子村古城、抚松县大方顶子山古城；这一地区渤海始建的古城有：柳河县孤山子镇新安村古城、靖宇县榆树川古城、靖宇县榆树川乡江沿村古城、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新安古城、抚松县松郊乡新安村东台子古城、辉南县朝阳镇小城子村古城、辉南县辉发城乡辉发山古城。［31］值得提及的是，在原高句丽地区发现的渤海遗址遗物，一方面具有渤海的特征，另一方面还保留着高句丽的风格。例如，1975年在集安火车站南20公里“东岗”上发现一处渤海时期的遗址（民主六队遗址），在第三层发现了一组陶器，这组陶器“既有浓厚的渤海陶器风格，又有高句丽陶器上普遍施用的垂帐纹陶片，大概说明了高句丽遗俗还在故都顽强地生存下来，对这里的渤海文化不能不产生微妙的作用。”［32］56-57可以肯定地说，纳入渤海统治区的高句丽故地原住民留居者，皆融入渤海是不必置疑的。2.渤海国内高句丽遗民的社会情况高句丽遗民在渤海政权中地位较高。在渤海政权中，高姓官员很多，由于高句丽多“以高为氏”，［33］1813所以，渤海的高姓应该基本都是高句丽人。据《松漠纪闻》载，在渤海右姓望族中，“高”姓位列第一。［34］在34次渤海遣日使团中，有据可考的高句丽人有8名，分别是：高仁义，散官为宁远将军，职事官为郎将；高齐德，散官无载，职事官为首领；高兴福，官职不详；高南申，散官为辅国将军，职事官为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高南容，职事官为和部少卿兼和干苑使；高多佛，首领；高贞泰，官职不详；高承祖，职事官为正堂省信部少卿。渤海建国之初，不仅重用了大量高句丽人，同时沿用高句丽的相关建置，这从对遣日使团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大钦茂大兴二年（739），遣日使团大使为“若忽州都督胥要德”；［35］大兴二十一年（758），遣日使团大使为“木底州刺史兼兵署少正开国公杨承庆”；［35］大兴二十二年（759），遣日使团大使为“辅国大将军兼将军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开国公高南申”。［35］可见，大钦茂时代（737—793）渤海尚未完成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建置。“若忽州”“木底州”“玄菟州”皆并不见于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列。其中，木底州为“高丽降户州”，［36］1128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县西木奇镇；玄菟州本为高句丽城，唐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时，李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37］唐在攻克玄菟城之后当是亦将其设为“高丽降户州”。之所以玄菟州未见史载，可能是因为“高宗灭高丽，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后所存州止十四。”［36］我们判断“玄菟”为名字失载的二十八州之一；至于若忽州，据谭其骧认为，“若忽州当即唐在辽东所设之'哥勿州’。”［26］125若此论不假，那么该州亦在以高句丽降户所置的九个都督府之列。对于安置高句丽降户所设的府州，《新唐书·地理志》载：“凡此十四州，并无城池，是高丽降户散此诸军镇，以其酋渠为都督、刺史羁縻之。天宝，领户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六。”［38］1527另据《唐会要》安东都护府条载：圣历元年（698）六月三十日，“改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以右武卫大将军高德武为都督。”此前，安东都护府虽然由于高藏谋反，“厮其人（高句丽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7］可见在安东都护府地区还留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派高德武回安东主政就是为安辑高句丽余众，然而随着营州被突厥陷落，“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9］5328显然，这里所指之靺鞨即为渤海。《旧唐书·渤海传》载：“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从营州都督府于圣历二年（699年）侨治于渔阳可见，唐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失控，高德武虽然赴任安东，然而随着营州陷落，遂失去与中原王朝的联系。［39］高句丽遗民亦为突厥和渤海所分领。由此可见，渤海初期所出现的若忽州都督、木底州刺史和玄菟州刺史当都是因袭唐制，不仅在建置上因袭，相信亦在统治上因袭唐朝“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羁縻之”［38］的策略。由此可知，最迟至大钦茂时代（737—793），以上三州之高句丽遗民及其后裔皆入渤海，他们不仅领有本州都督、刺史之职，同时，还拥有渤海国开国公、辅国大将军等官爵，进一步说明高句丽遗民及其后裔在渤海国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和地位。渤海国初期与日本交聘中的前五次使团，其中有四次是高句丽遗民后裔担任大使，可见高句丽人在渤海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综上所述，流入渤海的高句丽遗民，总数约为十三万人（也有学者认为，高句丽应占渤海当时总人口的33.3%，户数为4.5万［18］74）。这些高句丽人与大祚荣集团、高句丽故地内的靺鞨、迁来的契丹等民族相互融合，成为渤海族。而初期加入渤海国的高句丽遗民，为渤海国的建国和巩固、壮大与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渤海国的内政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需要指出的是，渤海族中有高句丽遗民的融入。而后来渤海国灭亡之后，大批渤海遗民被契丹人迁往辽上京道和东京道等地安置。这些移居他乡的渤海人大多融入汉人之中，这其中包括了原高句丽遗民的后裔，只是此时，他们经过二百年的融合，业已成为渤海人了。（内容来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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