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一次的全运会正在辽宁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本届有38个代表团的9770名运动员参与其中。无独有偶,刚刚获取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全运会”,且一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国民体育大会参赛人数约22000人,可谓真正的全民体育盛宴。
国民体育大会:日本的“全运会”
如果从参与规模,高手的云集程度和媒体的关注度而言,日本人也有自己的全运会,叫做“国民体育大会”。它隶属于日本体育协会(简称“日本体协”),其前身从1924年开始就已存在,历经二战短暂中断之后得以恢复。今年即将在东京举办国民体育大会,已是第68届,因此该赛事可谓历史悠久。
日本“全运会”东道主的产生很有意思,基本是日本东、西、中三个地域,接力式轮办。各地域内部再分ABC三个版块(每个版块由若干县组成),各版块间协商后推举出代表本地域的承办者。最后,该版块内部各县间协商后推举出候选县——报文部省(依法监管日本的文化体育科学事业)和日本体协。总之一个原则:轮流办,平等协商,最终由文部省和日本体协拍板。
与中国全运会赛制相同,日本国民体育大会也是以地方的47个都道府县为参赛单位,然后争夺最后的荣誉——综合冠军奖杯天皇杯(男子)/皇后杯(女子)。另外,男女团体总分第一的代表团由天皇和皇后亲自发奖。在这样的赛制下,东道主所在的都道府县垄断奖杯几近常态,特别是1964年的新泻国民体育大会。也因此,这一赛事的所谓“东道主胜利至上主义”现象,也时时成为日媒诟病甚至炮轰的焦点。
第60届国民体育大会闭幕式上获奖代表团领取天皇杯
国民体育大会一年一届,项目包含田径、游泳、体操、足篮排三大球、垒球、网球、乒乓球、板球等。射击、拳击、马术、自行车、柔道、相扑、空手道等奥运和非奥运项目也在其中。以2013年9月28日即将开幕的东京大会为例,有39个项目,其中正式项目37项,公开表演性质的两项。
今年的国民体育大会由东京都主办,参赛人数约22000人。广义来说,他们的“全运会”也由夏季奥运会项目和冬奥项目组成。由于参赛人数多,所以也吸引了一些赞助商。但资金主要由地方体协负担,由于也是财政拨款,所以主办部门也是压力巨大。
至于竞技水平,由于是业余性质,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所以水平别指望,就是大众娱乐全民体育。很多比赛观众可以免费入场,仅部分高中棒球比赛需付费购票入场。
开放的全民大PARTY
日本的“全运会”是众乐乐,是真正的全民大PARTY。首先是它的开放性。
比赛允许每一个符合条件的日本国民报名参加比赛,而绝非体育系统内的唯成绩论的竞技游戏。包括日本的企业员工也会参赛,且规定参赛期间必须给参赛员工放“特别假”。
在日本,国民体育大会隶属于日本体育协会。日本体育协会是与日本奥委会并列的一个公益性财团法人,通俗地说,是一个专门为开展全民体育运动而设的民间机构(日本奥运会的机构职能则偏重于专业竞技,主要针对奥运项目)。
日本球星本田圭佑在高中时期就参加过国民体育大会
凡具有日本国籍,非职业运动员,年龄在初中三年级以上的日本国民均可报名。不具备日本国籍的外国留学生也可以有条件地报名比赛,前提是必须符合日本学校教育法的规定,即在该校加入了某个体育部并坚持参加部活。2006年之后,日本国民体育大会进一步向持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开放门户。
因此,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注定了它是全民游戏和全民大PARTY。当今日本许多著名的足球球星,像本田圭佑们在高中时期,就代表各自的县市在国民体育大会的足球赛事上角逐过荣誉了。
值得一提的是,尊贵如日本皇室成员,也以国民一员亲身参与其中为乐。已故的高元宫宪仁亲王,就是一名超级的业余足球爱好者,经常以日本足协代表队员的身份参与国民体育大会的足球比赛。2002年秋的国民体育大会,这位英年早逝的亲王打进了生平的最后一粒进球。在今天,日本足协代表队对阵东道主足球队的对抗赛,已作为日本国民体育大会的惯例保留下来,而继承亲王遗志接过日本足协名誉主席的亲王妃,每年都会饶有兴致地亲赴现场并助威到最后一刻。
这是众乐乐,而非独乐乐——也因此,场内热火朝天而看台门可罗雀的景象,于日本国民体育大会是绝难想象的。
国民体育大会不欢迎体育精英
动则数万数十万的奖金,价值百万的房子——这些于中国的全运会冠军似乎是唾手可得的必然回报,但于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如此瞠目的奖励无异于天方夜谭。
出于公允的考虑,属于业余体育范畴的国民体育大会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不过,在2005年出台相关条例后,已可见部分职业运动员参赛,但条件苛刻,仅限日本职业体育协会非加盟竞技项目。
属于业余体育范畴的国民体育大会原则上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
在日本,为奥运选拔尖子,专为体育精英而设的赛事基本上是单个竞技协会主办的赛事,如“全日本竞泳锦标赛”、“全日本体操锦标赛”、“全日本田径锦标赛”等等,而不是大众体育、草根体育性质的国民体育大会。所以,日本的国民体育大会与金钱无缘,乃是再自然不过正常不过的现象。
话说开去,即使是在奥运上获得奖牌的日本运动员,能够从日本奥委会拿到的物质奖励也不多。即使以奖金数额飞涨的伦敦奥运会为例,日本奥委会规定的金额也不过是金牌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银牌200万日元,铜牌100万日元。作为自筹资金的一介民间机构,日本奥委会“穷”得叮当响。说到底,日本奥委会无非是日本各领域众多民间机构之一,不享有任何超越于国民的“特权”。
日本著名花滑选手浅田真央在2009年秋冬甲流疫情爆发时,疫苗难求的遭遇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日本有5400万名国民被厚生省(主管国民卫生)列为优先接种对象,而当时参加温哥华冬奥会的浅田,也是日本最有力夺金点。虽然日本奥委会出面向日本厚生省协调,也未能凭借冬奥选手的特殊身份而在疫苗接种上得享“超国民的特殊化待遇”,最终日本奥委会方面不得不做出严禁她与粉丝握手、禁止观众向场内掷花等规定,“只能拜托真央好好自我保护了”。
1964年之后全民体育在日本成主流
历史上,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当时日本为展示“战后崛起”的形象,也是举国办体育,由国家财政为竞技体育提供后盾;但在“后东京奥运时代”,这一做法戛然而止。竞技体育职业化,全民体育愈益成为时代主流。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全民体育成为日本主流
现在,职业运动员不享有“超国民特权”,不垄断全运会;反之,普罗大众,普通国民也拥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他们的舞台。
这样的舞台诞生出,71岁高龄参加伦敦奥运会马术比赛的法华津宽“老爷爷”,63岁零9个月参加汉城奥运会盛装舞步马术比赛的井上喜久子“老奶奶”。
【附记】国际上的“全运会”
前苏联举行全运会发布的纪念邮票
“全运会”模式并非中国的首创,1956年,第一届“苏联各民族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之后举办过奥运会开幕式和多项国际赛事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正是在那一年为举办该届运动会而竣工。包括在国内家喻户晓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原始版本也是专门为该届运动会相关纪录片进行配唱而创作的。在那之后,苏联曾长期定期举办“苏联各民族运动会”,包括针对1986年举行的第九届全运会发行了纪念邮票。
受到苏联的影响,这种按照行政区划来确定参赛单位的“全运会”模式,很快就被东欧乃至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即便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全运会”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部分立足之地。
比如古巴定期举办的“国家奥林匹克大赛”,就被外界视为是“古巴全运会”。有趣的是,在2006年举办的古巴全运会上,甚至还曾邀请来自中国的选手参赛,结果邹市明在拳击项目上赢得了一枚银牌。在他所获得的奖牌正面,刻有赛事吉祥物的形象和“CUBA 2006”的字样,背面则以一颗五角星为圆心,环绕着赛事名称的英文拼写。
朝鲜则是另一个长期举办全国性运动会的国度,“人民运动会”每隔四年举行一次。2012年10月,朝鲜举行了第十二届人民运动会,在男足决赛期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夫人李雪主前往金日成体育场现场观看。根据朝鲜媒体当时的报道,金正恩对选手们高水平的比赛表示满意,还在比赛休息时间会见了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的运动员和教练。
越南的全国运动会同样是四年一度,而在项目设置方面,越南全运会并非完全与奥运会接轨,而是增加了包括毽球在内的多项具有国家特色的运动。和中国相类似的是,凡是被列入全运会的项目,往往可以从上到下获得比较充分的支持,相关运动员退役后也能获得较好的就业前景,这一点要明显强于那些非全运会项目。
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之中,鲜见在各行政单位之间进行竞争的全国性运动会,只有英国或许算是稍有例外。1930年,首届“英帝国运动会”在加拿大举行,当时的参赛成员包括澳大利亚、百慕大群岛、英属几内亚、加拿大、英格兰、爱尔兰、纽芬兰、新西兰、苏格兰、南非和威尔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全运会”。不过在那之后,该项赛事也经历了多次更名,从最初的“英帝国运动会”一度更名为“英帝国及联邦运动会”,目前则进一步更改为“英联邦运动会”。这种名字上的变化,也反映出赛事如今所具有的国际性,与“全运会”这个概念相距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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