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梅州籍客家人在文化上的历史贡献

自清代中叶伊始，出于生计所迫，居住在闽粤山区的客家人开始又一次重大的南下迁徙潮，他们筚路蓝缕、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其中今天的千岛之国——印尼成为当年主要迁徙目的地之一。经过二三百年海外移民活动，这些从客家地区来到印尼的移民，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其他移民构成今天庞大的印尼华人族群。 历史上的客家人选择背井离乡，来到遥远的印尼，除了躲避国内政治迫害这一政治原因外，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改善生存现状的内在需要。因此，大量客家人来到今天的印尼主要投身社会生产，从事垦殖、采矿、手工业、营商等多种经济活动，以勤劳双手和智慧巧思，节俭的生活方式，创造财富，积蓄资本，推动印尼经济社会的发展。今天，800多万人的客家族群在印尼的经济活动具有重大的贡献和重要地位，已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可，也成为学术界研究印尼客家族群的重要领域，衍生的经济研究课题产生众多的学术成果。 经过努力，在印尼站稳脚跟以后，印尼的客家人重视落地生根后文化发展和传承的需要，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印尼客家华人在兴办学堂、设立书报社，创办报纸方面逐渐活跃。不论是具有雄厚经济资财的客籍企业家，抑或是活跃的客籍社会活动人士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逐渐在印尼的社会管理、文化教育，乃至与祖籍国中国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笔者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特别关注近代史上客家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文化教育事业的事迹，从搜集到的大量文献和研究案例可以看出，客家人士尤其是客家文人群体对推动印尼文化发展、印尼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扮演的历史角色，尚待重新认识和审视。为了避免论述流于空乏，笔者本文论证客家人在推动印尼文化教育的发展贡献，主要以近代梅州籍客家人为主。一是梅州籍的客家群体在印尼人口数量庞大；二是笔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新材料较充分，用于论证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一）很早就参与推动移民地的教育事业 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最著名的客家先贤莫过于是梅州籍的罗芳伯，人们对罗芳伯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多集中于他创立了存在109年的兰芳公司以及大唐总长这一事功上。 作为历史人物，罗芳伯最初也是一名客家读书人，他在乾隆年间的1772年来到印尼坤甸地区，第一个职业是以教书为生。据饶淦中整理的《印尼客家人迁移史》介绍，罗芳伯首先来到坤甸的东万律设馆教授华文两年。罗芳伯的这一早年历史活动背后的历史意义是耐人寻味的。它揭示的第一个历史现象是，在清代中期，坤甸已经成为客家人下南洋的重要首选地和中转站，客家移民已经开始在当地落地生根，以至产生不少适龄入学儿童，使得罗芳伯这位后来拓土千里的豪杰，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开始在印尼的创业生涯；揭示的第二个历史现象是，客家人重视教育的风尚，也漂洋过海影响着当地。 罗芳伯成立兰芳公司以后，内部实行自治，扩充市场，征租收税，制订法律，训练兵员，同时也开设大量的学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兰芳公司设立的学校不是只向客家族群服务的，而是向其他族群开放的。尽管兰芳公司存在109年后，于1886年被荷兰殖民者吞并而走进历史，但它创办的教育制度依然发生影响力。在1939年出版于梅县的一本《梅联最话》的文献记录着一项趣事，作者王漱薇是梅县东山中学教师、前清贡生。据王漱薇描述，民国时期的东山中学有几位来自印尼坤甸的黄姓侨生，祖籍为潮安，入校时却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经询问方知这些潮州籍侨生在当地受客家文化、语言教育的影响甚深，这当然要归功于罗芳伯和兰芳公司在当地大力推进中华文化教育所付出的努力。① 从罗芳伯的活动轨迹可以看出，早在240年前，客家人以及其中优秀的文化人士，已经在印尼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广。王漱薇任教的梅县东山中学所以吸引海外华侨子弟就读，正因它是一所民国初年得到包括印尼客籍华侨华人支持建立起来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中有丘燮亭、张耀轩、梁密庵等印尼侨商，其后爪哇华商丘伯修等一大批印尼客籍人士出资资助学校设施的完善，建起爪哇堂等一大批教室、学生宿舍。②在印尼的梅州客籍人士出于反哺的观念，对祖居地的教育事业极为热心，实际是他们对所在居住地印尼（当时的荷属南洋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延续或延伸。 近代梅州客家人士对印尼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从下列的事例可见一斑。丘燮亭是梅县雁洋镇（原属嘉应州）长教村人士，早年出于生活所迫，到南洋谋生，后在雅加达与松口籍同乡廖煜光创建联兴公司，经营商业，后事业向米业、商业银行等拓展，成为巨富。在20世纪初，丘燮亭与同乡松口籍侨商梁映堂等参与创办中华会馆、八帝贯中华学校、毅成学校，大力推动印尼的教育事业。③ 事实上，中华学校在印尼各埠的先后创办活动，普遍存在客家人的身影，这是因为客家人本身就是十分注重教育的族群。在印尼他们把家塾、学堂等家乡的传统教育方式移植到侨居地，同时又十分注重与印尼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特点，吸纳现代教育的元素，注重学习西方语言、现代科学。以苏门答腊岛的客家侨商张榕轩、张耀轩兄弟为例，张氏兄弟拥有雄厚的资财，同时热心教育事业。1908年，他们在棉兰（日里）创办敦本学校，随后捐资15万盾兴建新校舍。学校除了开展华文教育外，开办简易识学科，为贫困失学儿童免费入学，1918年，该学校又加办甲种商科，为就读人员提供学习商业知识的机会。④ 清末民初，客籍人士对印尼文化教育的投入，通过与中国内地的亲缘关系、人脉关系，吸引不少内地耆宿鸿儒，前往印尼考察乃至长期留下来任教，有效提升印尼的教育水准。如晚清举人饶芙裳、杨青，秀才萧惠长、吴伟康、吴公辅等均曾热心投身或关注支持印尼华文教育事业。像杨青还应张榕轩邀请担任家庭教师，教授张榕轩之子张步青，张步青后来学业大进，返回内地考中秀才，曾任民国政府驻棉兰领事这一外交官达十一年、总领事三年。 （二）推动系列的文化活动和社团组织建设 从事经济产业活动，是印尼广大华人人生重心，随着经济基础的夯实，参与除教育外,其他文化活动和组建社团，也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著名的梅州籍侨商张榕轩就是其中一位文化意识觉醒的先行者。张氏发迹于印尼的棉兰，成为巨富，历任荷印政府的雷珍兰、甲必丹、玛腰，但张榕轩具有相当文化意识，不满足于担当殖民地官员的现状，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槟城的领事和内地官职,自觉承担起印尼和中国内地文化交流的使命。 张榕轩凭借新的身份，加强与黄遵宪、丘逢甲、梁诗五、张芝田、梁国瑞等梅州客家地区著名文人的交往。在他们的支持下，张榕轩兄弟出资，由张芝田、刘燕勋编辑，出版集梅州历代诗人作品大成的《梅水诗传》，这是一部反映客家文化内容丰富的重要文献。同时在客家同乡文士的协助下，张榕轩分别编辑和撰写《海国公余辑录》和《海国公余杂著》这两部反映海外地理、民俗风情以及外交文献的大型丛书，其中也包括张芝田和张榕轩本人创作的《海国咏事诗》及续集。⑤ 从今天的历史文献角度看，张氏推动和编写的这三部文献，成为了解客家人历史的重要著作，尤其是《海国公余辑录》，是研究包括印尼在内的南洋地区的重要文献。张氏醉心文化收藏，其家族所收藏的书画、尺牍、文书，经过百年的颠沛，不少仍保留下来，成为研究清末民国时代南洋印尼与中国内地历史的重要文献。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印尼的华人除了继续以会馆的平台从事社会活动外，开设书报社成为一种新潮流，推动文化传播向现代媒体嬗变。 在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前的三年里，印尼全岛由华人创办的书报社如雨后春笋成立，据统计有52家。其中系客籍人士领衔为数不少，如位于美仑的公益书报社负责人谢碧田、位于苏门答腊的巴东书报社负责人古亮初、槟港中华书报社负责人李天邻，均为梅县松口籍的客家人士，另外我们知道，梅县松口籍侨领梁映堂的儿子梁密庵也是巴城华侨书报社负责人之一。⑥ 华侨华人书报社在南洋荷属地区的广泛存在，固然含有广大华侨华人支持反清革命的组织性质，但应该看到，像古亮初、李天邻等人是留日学生，掌握了现代的文化知识和先进的共和政治理念。美仑公益书报社负责人谢碧田，在民国成立初期，曾返回内地上海，参与著名的《华侨杂志》创办活动，为包括荷属南洋地区在的海外华侨华人的权益鼓与呼，加强宣传印尼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在1913年上海发行的《华侨杂志》第一期，谢碧田撰文以他在南洋生活10多年的经验，对刘揆一的矿法建议，提出自己鲜明的见解，阐述了矿产国有、矿区界限、矿业权、减轻矿税、保护矿工、矿业警察六大内容。文章既结合多年对南洋采矿开发的近距离观察心得，也融合现代的法律思想。由此可以观察到，印尼客籍人士已经跳出传统中华文化的窠臼，向现代产权文化靠拢。⑦ 1911年后，南洋荷属（今印尼）各地书报社开始向现代的报纸机构转型。像客籍人士创办的《天声日报》就非常有名，集纳了吴伟康、吴公辅、吴郁青等一批蕉岭籍客家文化人。另外在也是客家人集中聚居地的泗水，《泗滨日报》社则汇聚了熊理等梅县籍文人，作为同盟会员、南社成员，熊理的家乡在今天的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泮坑村，那里众多的客家人清末辗转到印尼后，汇聚在泗水一带谋求发展，像梅县首家私人银行的创办人邓树南，也是梅江区三角镇人氏，曾在泗水与同乡共同创办德彰公司。熊理还在这里写成《策广东》一书，1916年由泗滨日报社发行，阐述对原乡发展的观点和期望，实际也是客家知识分子与当地华侨在文化思想上的互动的结晶。⑧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一代客家文化人士的投身教育服务，致力文化的传播，即使在此后一段艰苦的岁月，依然不断结出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果实。在20世纪中期，蕉岭籍的张自铭写出《蕉岭先达诗话》，梁辟村写出《辟尘室读书杂记》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 （三）文学团体南社中的印尼客家作家 20世纪初，中国诞生一个名叫南社的著名文学社团，以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革命为宗旨。在学术上，提倡国学和诗词改革，继承明末“复社”传统，吸收西方文化。 南社存在30多年，对近代中国革命史、文化史、学术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其1200多名成员中，既有黄兴、宋教仁、于右任、苏曼殊、柳亚子等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又有黄宾虹、欧阳予倩、李叔同、包天笑、吴梅等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还有黄节、古直、蔡哲夫、邓尔雅、潘飞声等著名学者，更有邵飘萍、叶楚伧、林百举等知名报人。而且，南社的大部分成员具有同盟会员身份，为辛亥革命作出突出的历史贡献。 梅州籍的南社成员有34人，其中梅县籍的南社成员有29人（含梅江区），是继江苏吴江、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两县之后，拥有南社成员人数居全国第三位的县份，影响深远。 在29位梅县籍南社成员中，有几位成员具有深厚的印尼渊源，分别是丘新荣、吴其英、谢碧田、吴肃群、熊理、邓树南、王锡民、谢良牧等8人。 考察南社入社书原件资料，8人中，丘新荣、吴其英为客家女性知识分子 ，丘新荣是侨商丘燮亭的小女儿，曾留学日本东京女子英文大学，吴其英祖籍梅县松口，在上海出生，留学日本，后来长期在印尼从事教育事业，擅长写诗，在南社丛刻留下不少作品。在印尼，这些成员多以教育活动为人生的主要事业，像松口籍人士吴肃群在“荷属八打威八帝官中华学校”担任教师，熊理则是在荷属泗水华侨学务总会任职期间加入南社。介绍他们加入南社的王少文、何震生则是福建籍的华侨，他们在印尼的事业，丰富了南社的内涵，使之成为跨地域甚至是跨国度的文学组织。 除了以上8人，像古直、饶芙裳等人的足迹，也在印尼留下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古直，他在争取印尼华侨支持蔡锷、唐继尧的护国战争起到重要作用，使得事后南洋许多客籍华侨青年得以获准报考云南讲武堂，开辟新的人生道路。23年后，已是中山大学教授的古直重返印尼，受到泗水华侨的热烈欢迎，集纳一批资金，回到家乡梅县梅南创办梅南泗水文学馆，有力推动地方文学创作活动。 可以看出，南社虽然只是个民间文学社团，但是他的成员特别是客家籍成员在印尼从事的文化教育事业，乃至扩延至社会活动等方面，推动印尼与中国内地的交流，产生双向的良性影响。 （四）反哺家乡教育对印尼文化事业的推动作用 很长一段时期，印尼客家华侨出于原乡情结和对教育的推崇，在中国的祖籍地出资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一些观点认为，华侨在南洋创造财富，却在异地投资兴业、兴办教育，是一种“肥水流到外人田”的行为。以至个别华侨华人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抱有一种理亏的感觉，以至对这一历史现象不太愿意触及。事实上，这种观点忽略了资本流动、人才流动的基本理论。 从大历史观审视这一现象，可以穿透表象看到，大量的客家人士尤其是其中优秀的文化人士来到印尼创业，本身就是人才从祖籍地向外流动。这些人获得成功后，在原乡兴办教育，固然培养了家乡的人才，实际也是在为梅州的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南下印尼打下坚实的基础。 印尼客家华侨反哺家乡教育事业，同时为印尼本身培养大量人才，是有为数众多突出的例子的。像著名的侨领丘元荣、丘心荣、梁锡佑等，均被送回祖籍地接受教育，打下坚实的学养和文化基础后，返回印尼大展拳脚，把家族的企业推向新的高度，并且成为印尼华人社会建设印尼的中坚。 另外，有一批在中国国内生长，得到印尼侨领资助，得以完成学业甚至留洋取得高学位的人士，因由此结下深厚感情和人脉关系，后来到印尼推动当地的文教事业，有丘正欧、彭精一等人。巴中校长刘耀曾、巴城《新报》总编辑宋中铨、教育家杨惟韶、陈显荣，作家黑婴等均具有在中国国内接受教育，最终在印尼开展文化、文学、教育等事业，推动印尼的社会进步。 既然文化交流的影响是双向的，印尼华侨文化人士对祖籍原乡的影响，也从资金的支持向实质性的文化影响过渡。像著名的文化体育运动，印尼华侨华人对家乡梅州的推动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侯加昌，就把精湛的羽毛球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开展，居功甚伟。足球爱好者温集祥则把足球运动的魅力带回家乡，同时参与组织强民体育会，有力推动梅县足球运动的开展。另外，也有一批印尼客籍侨生，回到中国接受教育，发挥中西文化、中国和南洋文化的交融的优势，在文教艺术上取得高人一筹的成绩，在文教事业发挥重要历史影响，这有音乐家张棣昌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综上分析，印尼的客籍华侨华人，不但是中国和印尼文化交流的使者，推动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播，以及印尼的南洋文化对中国教育、报纸以及建筑文化的更新，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融合是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互相汲取有益的元素，表现一种互补的形态，最终促使印尼的文化人才在本地和异地（即华侨华人祖籍地）的培养，结出丰硕的成果，为印尼的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造就一批杰出的人才，深刻影响南洋和中国的历史进程。 注释： ①见王漱薇纂辑《梅联最话》第238页，杂缀篇。新文化印务局代印，1939年。 ②见《梅县东山中学十年概况》，大事记、校董名录和肖像，1923年。 ③见《丘燮亭公事略》，《梅州文献汇编》第二集，台北梅州文献社，1976年6月。 ④见饶淦中主编《楷范垂芬耀千秋——印尼张榕轩先贤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86页，香港日月星出版社，2011年。 ⑤张榕轩辑录《海国公余辑录》六卷、《海国公余杂著》三卷，成书于1898年前后，出版于1901年。张榕轩除搜集有关海外文献、清代外交文献外，收入自己的不少论著和诗作。 ⑥见李卓辉编著《七代联辉——梁世桢家族创业兴学风雨历程》第98页—101页，2010年第一版，pt.Menaravisi commerce。 ⑦见《华侨杂志》第一期·实业部分第12页—18页之《谢碧田之商榷书》。1913年11月发行。 ⑧熊理著《策广东》，1916年8月在印尼泗水由《泗滨日报》社承印，书名由国学大师章炳麟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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