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在本国发展中促进全球共同发展。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步从中国的倡议扩展至全球的共识，从美好的愿景转变为具体的实践。然而，由于多元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推广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我们需要系统地解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心理内涵，明确不同文化圈、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认同和接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临的文化心理挑战，提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社会文化心理路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决策依据。
传统文化根基和现代心理表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创新发展，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为全球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提供了指引。我们需要深入探索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心理源泉，明确现代民众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心理表征，以准确理解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诸如“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等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诸子百家思想中的“和合”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儒家核心文化“仁爱”精神的弘扬与超越，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从“家国”到“人类”的目标转换，消解并超越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等级界限，创新和升华了中华传统价值理念。道家的“无为而治”政治策略有助于解决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问题，“天人合一”的态度有利于解决生态失衡问题，“齐同万物”的理念是摒弃文化狭隘观念的重要智慧。墨家的“兼爱”思想为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构建全球伦理提供了解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强调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生共享和共同发展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打破了零和博弈、丛林法则等西方传统旧观念。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王丹君、张鹏、彭凯平通过自由联想、质性访谈等系列研究方法，探讨了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心理表征，提出人们理解的这一新理念的主要内涵包括和平共处、休戚与共、合作互助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未来，我们在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和心理表征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传播时，需要更加明确、详细且有理有据地进行，以增强全球公众对这一理念的客观和清晰认知。
面临的文化心理挑战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存在的文化心理的差异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基本挑战。研究者们对全球各国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霍夫斯泰德（Hofstede）等的文化维度研究、施瓦茨（Schwarts）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的世界价值观研究等，都从各自的角度构建了文化心理地图。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八大文明板块，并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衍生出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特性，包括习惯化的思维方式和稳固的价值观念等。由于这些特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人们往往本能地维护和合理化既有观念，对新的价值理念则有较强的抵触情绪。
21世纪以来，贫富差距加剧、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网络信息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有限，以及存在治理机制失灵等结构性矛盾，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有所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力量有所减弱，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生命健康保障不断受到威胁。受此影响，以自我和内群体利益为主导的“本群优先论”在西方国家更容易影响其短期行为和政策决策，而强调命运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这些国家的认同则可能会受到制约。
伴随着世界局势的“东升西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缓解优越地位持续降低的战略焦虑，尽力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并散播“文明优越论”“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观点，试图消除国际社会对该理念的认同。相比之下，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主体较为单一，境外发声渠道较少，信息落地能力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范围和接纳程度。
文化心理基础与践行路径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依然具有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人类天生就具有同情心和公平感，这种全球社群的心理感知增加了归属感、信任感和幸福感，使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基本权利与和平发展。这为人们接受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情感基础。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的深入发展使得全球各国命运更加紧密地相连，各国相互间的影响也变得更为深刻。各国不断寻求多元文明互鉴的新局面，使得多元文化和聚合文化认同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除了关注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外，还需要关注心态秩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对建立人类心态秩序的最佳阐释。这种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思想，凝聚了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也构成了人类文明共生理念的心态基础。
鉴于国内民众、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民众、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在文化心理相似性方面的“差序格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同的影响，需要充分了解这些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的差异性，进而描绘人们认知、认同、接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基本情况。其中，华侨华人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主体之一，他们丰富多彩的实践可以促进我国与各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为此，可以依托民间企业和社会组织平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群体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使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深入人心。
为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还需要将其融入民众生活中，使其具象化。第一，树立各国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实现政治凝聚和心灵认同，把握共情意识，以情感共鸣放大不同文化间的共性。例如，小说《三体》和电影《流浪地球》在海外的火热，就是因为深入思考了全球性灾难与危机，设置了容易让观众共情的情感触发点。第二，大型体育赛事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通过体育运动所蕴含的契约精神、公平理念、团结意识、包容格局，促进全世界的相互理解与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欢迎大家到成都街头走走看看，体验并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成都市以大运会为契机，以“三城三都”推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成为国际交流新的热土。第三，通过跨国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教育等方式，与世界分享技能技术，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比如，近年来广受欢迎的“鲁班工坊”作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平台，已经成为中国技能技术“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搭建了我国职业教育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此外，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和新媒体技术，以轻松明快的方式表达观点，搭建正能量的网络社群，实现对青年的价值引领。同时，抓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机遇，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治理机制，利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进入新的变革期提供坚实支撑力量。
文章已关闭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