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全根先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抗战的胜利，中国得以免于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有关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对于保存民族记忆、重构民族价值观、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近年来，在数量众多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不乏闹剧、喜剧与“神剧”，歪曲历史，虚构历史，以多角度展示抗战全景、全方位解读抗战历史等为噱头，用过度娱乐化的方式，背离历史剧本应有的严肃性，消解其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这一现象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
一、抗战历史剧的历史回顾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精心策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蓄意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并陆续侵占东北三省。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接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的一个标志。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广大文艺工作者满怀爱国热情，创作了许多优秀文艺作品，讴歌英雄人物，弘扬民族精神。根据相关资料，早期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出现于抗战初期的“孤岛文学”。剧作家面对日寇白色恐怖，不敢公开直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抗争精神，只好采用比较隐晦曲折的历史剧创作，从历史题材中挖掘志士仁人的英勇壮举和爱国精神，以此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鼓舞广大人民的战斗意志。1939年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推行限共、反共方针，先后制定和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国统区历史剧创作其外部政治文化环境与孤岛时期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至1943年的一年中，被禁演的剧目就达116种。政府当局还把宣传抗战的戏剧演出视为“不正当行为”，要征收所谓“不正当行为娱乐税”，税率高达票价的25%，后来增加到50%。由于国民党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广大剧作家不便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只好把创作目光投向历史。
郭沫若曾谈到他的历史剧创作缘起：“我写《虎符》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事件之后。那时候，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很露骨地表现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为。我不否认，我写那个剧本是有些暗射的用意的。”这些抗战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郭沫若创作的《屈原》。这部作品创作于皖南事变不久的1942年1月，当时正值国际法西斯猖獗、国内反共投降势力嚣张之时。郭沫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说，他是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了”，“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可见，作者通过屈原这一历史人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大致经历了几个不同发展阶段：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十七年时期，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大都着重歌颂为党和国家事业献身或努力奋斗的共产党军人，他们带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完美模式，“高大全”是这一时期英雄人物的主要特点。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大多以一种软弱无能的姿态出现，或者是作为共产党部队的对立面而存在。
二是20世纪80年代。1980年，电视剧《敌营十八年》问世，这不仅是我国军事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开山之作、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还在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手法上进行了新的尝试，开始挖掘英雄人物的“人性”。这一叙事手法为此后《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一个与八个》《血战台儿庄》等影片所借鉴，国民党军队多数仍不堪一击，或者与侵略者为伍。
三是20世纪90年代，包括抗战在内的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突飞猛进地发展。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在英雄人物的塑造方面表现出更加人性化、追求个性化，在对英雄人物进行塑造时，往往展示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甚至不惜重墨描绘其身上的种种缺点。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将领和战事的塑造与描写明显增加，开始表现其作为中国国防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肯定其在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是21世纪以来，以抗战为题材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对于铭记历史、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然而，许多以抗战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在故事叙述与艺术表现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某些作品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故意淡化政党意识形态，着力于对生活琐事描写，使宏大的历史题材碎片化。如《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有一个新四军第六分区司令员陈大雷的镜头，长达几分钟，还出现了陈大雷吐痰的画面。这似乎是要对以往“高大全”式英雄人物表现进行突破，实际是在迎合部分观众低俗的审美趣味。
二、影视作品中的不同英雄形象
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都会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英雄人物，不曾有过英雄崇拜现象。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写道:“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会永远存在。”他还说:“世界历史就是伟大的传记。”1936年10月，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仅是汉族，还生活着众多勤劳而又勇敢的少数民族，美丽动人、充满神奇的英雄诗史在中华民族中世代传诵。英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尺度和精神坐标。有什么样的英雄，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特质，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歌颂英雄，崇拜英雄，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以其独特的存在价值，表征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状况，是与社会发展相伴而行、相得益彰的显著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文艺作品而言，塑造什么样的英雄形象，决非单纯的娱乐游戏，而关系到民族精神的构建和塑造。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书写光辉的历史篇章，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自然成为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史资源。2005年9月，根据都梁同名作品改编，陈健、张前导演，李幼斌、何政军、张光北等主演，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出口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迅速风靡全国。《亮剑》这部作品，着重刻画了李云龙、赵刚等八路军英雄人物，国民党军队中的楚云飞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李云龙，与过去影视剧中的我军英雄人物在性格上明显不同。
李云龙本是“红小鬼”出身，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历经了土地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电视剧《亮剑》中，为了将故事情节更加凝练，人物刻画更为浓缩、深刻，作品将浓墨放在展现李云龙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突出军事才能。他在立下卓越功勋的同时，也犯下一系列错误，不再是传统影视剧中的“高大全”英雄形象。由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粗人”，满嘴脏话，对新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委赵刚压根儿看不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老子天生就会打仗”。他还不时地发表他的打仗理论:“小白脸，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有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在他看来，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结合，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一起“喝酒骂人”。他之所以打了很多胜仗，主要是有革命热情和斗争智慧，而这一智慧主要来自于一个农民式狡黯。不仅是李云龙，《亮剑》中塑造的八路军指挥员丁伟、孔捷等人，身上都带有着鲜明的农民式狡黯，对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般的仇恨，并将打仗视为“做买卖”，绝不做“亏本的买卖”。
《亮剑》中，国民党军官楚云飞是又一个亮点。他是阎锡山麾下的得力干将，出身书香门第，黄埔军校高材生。楚云飞这一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又具有历史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在外敌面前，能坚持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同是炎黄子孙”；同时，他又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与李云龙相互钦佩，却分属于不同阵营。如《亮剑》第三集中，楚云飞得知李云龙部队遭到坂田联队攻击，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眼看着鬼子消灭我们自己的友军，心里不是个滋味啊，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楚云飞的这番话，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放在“中国的国防力量”这一高度上，摈弃了政党派别不同的政治观念，在过去影视作品中所罕见！
2015年7月，由李文岐导演，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集贤县委、八一电影制片厂、黑龙江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出品的《东北抗日联军》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该剧不仅再现了气壮山河的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岁月，而且重现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使广大观众在对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追忆中得到心灵的净化。该剧将叙事与纪录相结合，在尊重历史的条件下，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还是战争场景甚至军装武器等方面，都尽可能地呈现与还原历史。从杨靖宇、赵尚志受命到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展开血战，直到最后壮烈牺牲，剧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大都来源于真实历史。在叙事风格上，该剧没有单纯地停留在描绘他们抗战的艰难和抗日的勇敢上，而是生动地再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生活细节。
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在对部队与战争叙事方面，与过去影视作品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日本东洋文化异常复杂，其中还有东北的“土匪文化”。如剧中描写了谢文东等一些人由土匪转投共产党的故事，巴彦游击队、磐石游击队中的许多人都出身土匪。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日军大肆抓捕共产党期间，罗主任让赵一曼和章竟洋去巴彦游击队暂避风头，游击队员特意为赵一曼准备了一个欢迎酒席，而赵一曼因为受不了游击队屋子里的气味，默默地走了出来。这个情节，生动地表现了游击队战士们身上的草莽习气。
总之，无论是《亮剑》，还是《东北抗日联军》，以及许多类似的抗战题材影视作品，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影视剧创作明显表现出与传统文艺作品中英雄人物塑造的不同艺术特点，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三、后现代主义与抗战影视剧创作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叶西方出现的具有反传统哲学倾向的一种思潮，源自现代主义，而又不同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理查德·罗蒂、法国的雅克·德里达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等。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精神是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是对隐藏在“现代性”中的理性批判和自由创造的彻底贯彻和发扬。在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中，人们在解构经典的过程中，反叛传统哲学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抨击现代主义的精英文化，对主体与客体、思想与存在等意识形态加以讽刺与鄙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与各种文化杂糅现象。后现代主义影视作品不再以说教和政治作为主题思想和表现内容，在叙事手法上表现为将故事分解为碎片，每个故事碎片通常存在不同的主人公，这种分散的视角代表着一种鲜明的特质，即去中心化。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实远超哲学范畴，在历史学、文学艺术诸多学科与领域均有表现。随着生活中的各种不稳定、无秩序、非连续的突变现象逐渐被人们发现和重视，人们开始改变原来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思维逻辑来观察世界，主张变革和创新，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承认并容忍各种差异。后现代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的“主体性”；二是批判理性至上意义；三是批判崇尚超感性的、超验的东西的传统形而上学；四是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五是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在文艺作品中，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艺术要融入日常生活，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多面性，要使人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同时表现出对崇高价值的背离倾向。
以《亮剑》这部电视剧为例，剧中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如在战争的描写方面，《亮剑》抛开以往的思维定势，描写了战役进行过程中诸多不为人所控制的偶然性；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主人公李云龙形象优缺点并存，在他身上既有战争英雄所应有的品质特征，同时又有江湖上的“匪气”和草莽气质；在人物语言的选择上，作品有意摆脱意识形态对于艺术作品的语言要求，不断向大众品位靠拢，一些流行语、地方方言、粗语俗语、口头禅等频频出现在作品中。这样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去英雄化”倾向，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传统英雄主义价值观的一种解构。
不可否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逐渐失去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在一些人看来，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人的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人类的生存现状得不到应有的关照。《亮剑》中李云龙的所作所为，有点像萨特所说的“极限境遇与自由选择”。所谓“自由选择”，就是按照个人的意志选择，最后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面临的危机。然而，《亮剑》极力渲染李云龙身上的草莽气，他的江湖义气，使用很多镜头表现战争的惨烈，一味追求情节的曲折，而忽略一些基本史实，李云龙指挥武器装备简单的中国军队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精锐展开白刃战，在同等兵力情况下取得战争胜利，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牵强和虚构臆想。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而又悲壮的民族史诗，面对这一逐渐远去却从未淡出的重大历史事件，抗战题材影视作品理应在敬仰中传递一份精神和勇气，传递一种爱国主义激情。惟其如此，才是对抗日历史的最好追忆，对于抗日英雄的最好缅怀。然而，如果像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抗日神剧”，任后现代主义泛滥，充斥影视市场，无疑会让影视作品应有的教育作用蒙上一层阴影。一颗手榴弹可以炸下侵略者的一架飞机、一把飞刀竟然可以灭掉敌人的重炮、武林高手可以“手撕鬼子”、柔弱女子用功夫能将一群带枪日军全部干掉……这些“抗日神剧”，打着抗日旗号，其实是疏远了抗日主题。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题材影视剧，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还原历史的神圣感和庄严感。特别是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整个民族不容遗忘的集体意识，更应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认真对待。日本侵华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是中华民族被蹂躏、被侮辱的一段历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部署了百分之七十的兵力，而且都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特工训练，他们不仅不愚蠢，反而从精神到武力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在我们的抗战影视作品中，可以有娱乐，但不能失之轻浮；可以要市场，但决不能丢掉历史。
最后，要强调的是，影视作品应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对党内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文）中，分析了当时极其险恶的国际国内形势，并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这个论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空话、套话，而是客观事实。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不能以后现代主义为幌子，淡化政治立场，甚至彻底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能用“门派”之争、“山头”之争来处理国共两党之间关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依靠人民，人民是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正如毛主席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总之，在影视作品中，我们一定要尊重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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