阊门移民迁徙路线示意图 制图：李慧丹
阊门寻根
苏州阊门是苏北民众心目中的移民圣地。据史籍、方志和族谱记载，苏州阊门移民集中于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遂“驱逐苏民实淮阳二州”。苏州阊门遂成了移民的出发、集散之地。于是扬州、江都、泰州、淮安、泗阳、高邮、宝应、盐城、阜宁、东海以至于连云港等地，都有了苏州阊门移民的后裔。如宝应县之刘氏、乔氏、王氏，兴化市之顾氏、张氏、来氏、周氏、姚氏、扬氏，泰县之葛氏、徐氏等，即是此次移民后裔。大名鼎鼎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文人名士，其祖籍均来自苏州。
阊门雄姿 摄影 王亭川
编者按
历时半年，我们完成了行程6000多公里的“阊门寻根”新闻行动。600多年前，刚刚建国的大明王朝，为何要发起大规模的移民，将江南数十万百姓强制迁往江北？而苏州阊门，何以成为来自苏松杭嘉湖五府的移民后裔们心目中共同的“根”？江南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又如何在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江淮平原上立稳脚跟、开枝散叶？600多年间，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起，“阊门寻根记”系列报道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跟随晚报的“发现之旅”，一起去探索迷失的历史真相。
在扬州、泰州、淮安、盐城等地区，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会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或“上虎丘”。 同样，在这些地方大概有70%以上的居民，自称祖先在元末明初来自苏州阊门，他们之所以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是因为希望能梦回故土。为什么江淮地区上千万人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根”在苏州，而且精确到了一座城门？ 在《明实录》和《明史》等官方资料中，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历史的疑云，就这样在阊门的上空笼罩了600多年；阊门，承载着太多太多的乡愁。
曹树基教授，中国移民史权威学者、上海交大历史系主任。
1980年代，曹树基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史，他在苏北地区的10个县范围内展开了调查，结果让他吃惊：大丰发现的18种族谱中，有14种明确记载祖先于元末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入；宝应的“朱刘乔王”四大望族，皆自称是明初从苏州迁入的；民国《泗阳县志》记载，县内的席、唐、吴、朱四族，明初分别从苏州的东洞庭山、昆山、吴县枫桥等地迁入……“在纵横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大批的苏北人异口同声地说祖先来自苏州，这决不可能是集体臆想造假，我们可以推定，这些移民们即使不全是来自苏州，那至少也是来自苏州周边的江南地区，”曹树基说。
那么，为什么在元末明初，会有大批的江南百姓迁往江北？
苏北民间流传着各种神秘的说法——
有的说，当时江南有一种大马蜂（影射朱元璋，传说中他是麻子）蜇人，人被蜇即死，只有逃到江北才能避灾；有的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突然出现很多红头苍蝇，见人就叮，叮了就死，百姓纷纷逃往江北避难。有描述移民行进途中情景的，如说船行至江中，有江猪（谐“朱”）要吃人，常常将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顺利渡江，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挖掘，导致长江北岸的江堤经常坍塌。还有说移民后裔的两脚小趾甲有破痕或是灰趾甲等……
民间对明初这次大规模迁徙事件的称谓，通常是“洪武赶散”，或者“红巾赶散”，二者都和明太祖朱元璋有着直接联系：“洪武”是其年号；而“红巾”，则是他起兵反元的武装旗号。
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对这场大规模移民的起因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官方史料中，学者们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学者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官方组织的移民，而且是由皇帝直接下令进行的，“赶散”一词，则说明了移民的强制性。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引凌兰孙《凌氏谱》：“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这一说法认为，朱元璋是为了报复张士诚，而对苏州百姓实施了惩罚性移民。
朱元璋真的仇视苏州百姓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有可能。 ”长期研究“洪武赶散”的扬州学者黄继林介绍，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聚众反元，后来，其势力发展到了江南，将大本营设在了苏州。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在被徐达、常遇春围攻十个月后，张士诚兵败被俘押送至应天（今南京），自缢而死。
在割据苏州的12年内，张士诚先后实施过减少田赋、奖励蚕桑、兴修水利、疏浚白茆江等措施，苏州百姓对其感恩戴德。以致在大军围城时，张士诚得到了百姓全力支持，使得一座孤城能苦苦支撑十个月。而明朝建国后，苏州百姓仍时常怀念张士诚，谈论张士诚——“讲张”一词由此而来。“朱元璋对此十分忌讳，所以，不排除他对苏州百姓采取惩罚性的移民措施。 ”
然而，宏才大略的朱元璋，仅仅因为要惩罚拥戴张士诚的苏州百姓，就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吗？曹树基认为，朱元璋下令移民，更多的是从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等目的出发的。“元末明初，江南曾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商人沈万三，”曹树基介绍说，洪武三年，沈万三输粮京师，得到明太祖亲自召见，故名噪一时。修建南京城，他也承担了三分之一的工程款。后来，他要求出钱犒赏军队，这终于惹恼了明太祖：“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 ”经马皇后说情，沈万三免除了死罪，被发配云南。
沈万三只是江南豪强势力的一个代表，在京城附近，有这样一批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明太祖焉能安榻？于是，他下令将大批的江南富民移往南京和他的老家凤阳，以瓦解地方豪强的势力。
再让我们来看看明初的淮扬二府。朱元璋攻下扬州城时，“居民仅余十八家”，局势平定后，城中土著居民也仅回升到“四十余户而已”；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
从宋金对峙，到宋元对峙，到红巾起义，再到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霸，200多年间，惨烈的战争使江淮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文化趋于“归零”。所以，大明王朝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快恢复生产。江南地区由于经济较其它地区发达，人口也较其它地区稠密，明王朝自然要把这里的居民迁往邻近人烟稀少的江淮地区。
移民们迁到江北后，大致主要分布在京杭运河以西、范公堤以东、淮河以南的范围内。
为什么现在苏北的人们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阊门？明朝初年的阊门真的有那么多人口？
曹树基和黄继林推算，明初从江南迁往江北的人口，大约有40多万，“这么多移民不可能全是苏州人，更不可能都是阊门人。”两位学者认为，这些移民，应该来自苏州以及周边的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
黄继林说，阊门邻近京杭运河，是古代江南最重要的码头之一，在以水路交通为主的古代，从江南去江北，阊门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出发地点。而这样由官方组织、发放凭照川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组织者自然先要集中被迁之民，登记造册，编排队伍。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位置优越，官方也就应该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设立专门机构，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而阊门外有寒山寺等几座大寺院，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并临时安置来自苏松杭嘉湖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移民的集中地。
“对于背井离乡的移民们而言，阊门是他们在江南的最后一站，这样，这座城门就成了故乡的象征，寄托乡愁的载体。”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江南移民后裔都说自己祖籍阊门，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阊门的名气极大，很多不知祖籍何处的移民后裔们，便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集体附会“祖籍阊门”。
“不管怎么说，苏州阊门已经成为江南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根’，这充分彰显了苏州文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葛剑雄说。
盐城海盐博物馆内，展出的古代盐民劳作场面。网络资料图片
清代两淮盐场的文献资料
煎盐工具盘铁的一部分
煎盐工具鐅
1000年前，一个心忧天下的苏州人，在黄海之滨修建了一条捍海堰，“农子盐课，皆受其利”。这个苏州人名叫范仲淹，他修建的捍海堰，被后世称为“范公堤”。
600年前，一群背井离乡的苏州人，在先辈修建的海堤旁，从事着极其艰辛的盐业生产。这群苏州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家园——阊门。
“明代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裔们，对苏北的经济，特别是对作为明清两朝国家财政命脉的两淮盐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海边上'煮’出康乾盛世，”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古代移民史专家曹树基教授说。
盐碱滩上移民们建起“盐”城
“大丰是中国最年轻的县之一，1942年从东台划分出来，原名台北县，1952年改名大丰，1996年撤县建市。 ”
大丰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功介绍，大丰是一座移民城市，现在大丰的74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明初阊门移民的后裔。目前大丰共发现了43种家谱，其中明确记载祖先系明朝初年由苏州阊门迁入的有29种。“明朝初年，范公堤以东地区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移民们来到这里后，基本上都是从事盐业生产的。 ”
盐城是名副其实的“盐”城。至今在盐城各地的地名中，仍保留着“场”、“团”、“灶”、“总”、“鐅”、“仓”等与盐业生产相关的名称。“场”，就是盐场管理机关驻地。“团”，是盐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每个盐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户，目前，大丰有西团镇，全市还有18个村、48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团”有关。“灶”，是灶民煎盐的重要设施，因“灶”得名的有头灶、三灶、四灶等6个乡镇和85个村及368个自然村组.“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阊门移民来到荒芜的海滨烧盐，为了对散居在沿海的灶民实施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今天沿海乡镇地名中仍保留有一总、二总、三总等地名，境内还有7个村和37个自然村组以“总”命名。“仓”，即盐仓，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便仓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鐅”是明后期及清代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盐城境内以“鐅”命名的乡镇，有东台的曹鐅镇、大丰的潘鐅镇等等。
“盐丁苦，终日熬波煎淋卤”
从明初开始，阊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在黄海之滨从事了600年的盐业生产。
“严格意义上的盐民，消失于上个世纪50年代，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传统的制盐工艺了，”王立功说。
74岁的邹迎曦，当地的“末代盐民”之一。邹家也是阊门移民，世世代代煮盐。
邹迎曦介绍，旧时制盐，首先要在海边找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铲除杂草，然后将地表磨平，“这就是制盐的盐场，由于长年被海潮浸泡，所以含盐量相当高。 ”
盐场筑好后，下一步工序就是“制卤”。每天早晨5点左右，壮劳力将没有完全烧透的草木灰挑到盐场上，每4个平方丈倒下一担，妇女老人们则跟在后面用木锹和扫把，将草木灰均匀地摊铺在盐场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下午五点前后，草木灰已经从土壤中吸附了大量的盐分，盐民们将草木灰挑回去，倒进灰坑里。“灰坑呈倒屋顶型，但是只有三条边，有一面是开口的，底部开一条深15厘米宽10厘米左右的沟，用芦席盖在上面。 ”
这时，就该富有经验的老盐民出场了。老盐民要用脚板将草木灰踩平踩实，再用多出来的草木灰在灰坑开口的那一侧边上筑一条矮坝，“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工序，因为接下来要在草木灰上面灌上10厘米深的水，让水均匀地渗入，溶解草木灰中吸附的盐分。要是踩得不实，水一浇上去整个就塌了；要是踩得太实，水又渗不下去。 ”
一夜过后，水完全溶解了草木灰中的盐分，成为盐卤，经过灰坑底部的芦席的过滤，渗入下面的沟槽，通过竹管流入卤井。
“现代科学证实，盐卤中的含盐量在27‰左右时，熬出的食盐含钠量最高，品相也是最好的。 ”过去没有精确的测量技术，盐民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一种是用“石莲子”，所谓“石莲子”，就是被鸟类吃下去、而又没有被消化吸收就排出的莲子，“将10粒石莲子投入盐卤，如果有8粒浮起，那么含盐量就是最适宜的”；另一种方法是将生鸡蛋投入盐卤中，如果鸡蛋有五分之一的部分浮在盐卤上面，那么含盐量也恰好是最适宜的。
“煮盐灶台是长条状的，从灶门到烟囱，依次安装着两口鐅和一口锅，”鐅是烧盐的专业工具，其形同铁锅，略比锅浅，直径三尺，深三四寸，“鐅和锅的高度是呈阶梯状分布的，灶门处的一口鐅最低，紧挨着烟囱的锅最高。 ”
烧盐灶台的长度一般人难以想象，仅火叉就有3米多长，为了灵活操作如此巨大的火叉，盐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名叫“烧火佬”的装置——从屋梁上吊下一根绳子，底下系住一个开孔的木块，火叉的柄穿在孔里，“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杠杆结构”。
烟囱边上锅里的盐卤，属于“中间原料”，烧热后舀出来倒进鐅里。当鐅里的盐卤沸腾时，要加入一种特别的催化剂——皂荚，此时，白花花的食盐就产生了。
除了“鐅”，还有一种巨型的烧盐工具叫做“盘铁”。邹迎曦介绍，盘铁是明朝晚期之前盐民们使用的，“官府为了防止盐民私自烧盐，发明了这种工具。 ”盘铁类似于“拼图”，由9－13块组成，每一块都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总重2500－4500公斤，每户盐民保存其中的一片，开火烧盐时，在盐官的监督下，盐民们将盘铁拼成一口“大锅”。由于盘铁厚大，难以烧灼，因此每举火一次，通常需要连续生产15 天左右，数家灶户集中轮流操作，团煎共煮。
“盐丁苦，食不充饥衣难补”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傍。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是明末清初，安丰盐场的盐民诗人吴嘉纪写下的反映盐民生活的一首绝句。
据记载，明初有4万多江南百姓被迁徙到两淮盐区从事煎盐劳役。这些盐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宋元明清四代，官府都用特殊的户籍制度管理盐民。这种特殊的户籍不能改变，盐民们只能世世代代积薪、晒灰、淋卤、煎盐，以致蓬头垢面、胼手胝足。
邹迎曦亲身体验过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说，烧盐时室内的温度达到70度，盐工们几乎是赤身裸体地工作。一昼夜一户盐民可以熬出2000斤食盐，这些食盐全部要送到盐包场，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官府。而盐民的劳动所得，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18岁之前，我从没有穿过布鞋。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熄火穷’，每年烧盐的时间只有几十天，只有这段时间家里才有收入，其他的时候，连温饱都难以维持。 ”
黄海之滨六百载沧海桑田
范公堤沿线众多盐场所生产的食盐，在层层盐官的严密监督下，通过连接各盐场的串场河运抵泰州，再由泰州通过长江水道运到仪征，最后到达扬州。
在扬州，盐民们含辛茹苦熬出的食盐，变成了盐商们手中白花花的银子，和他们歌舞升平、穷奢极侈的生活。 1813年，一个叫黄至筠的山西商人在扬州最繁荣的东关，修建了一座空前绝后的私家园林，叫个园。这座园林当时估计要耗费600万两白银，相当于整个江苏省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黄至筠究竟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养了一个200多人的戏班子，他们家用人参喂鸡，每吃一个鸡蛋相当于吃掉1两白银。园子里有用白银浇铸的假山，每座重达千斤，因为无人能够偷盗，故称为“没奈何”。以黄至筠开始，类似这样的大的园林在扬州又先后建起200多处。
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每年可上交盐税600万两白银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是全国地方税收的第一大来源。不仅如此，国家每有重大军事行动，或天灾年荒，或河防工需，或巡幸典庆，盐商就捐输报效。两淮盐商捐输额高达3826.6万两……
600年的时光，就像倒映在串场河上的白云，悠悠而过。 600年间，阊门移民的后代们，早已融入这片盐碱滩，但他们的心中，始终牵挂着一个地方——阊门。“1956年，大丰的手工煎盐时代宣告结束，”末代盐民邹迎曦从当地政府机关退休后，潜心研究地方盐文化，现任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大丰最后的一座盐场，已于两年前停产搬迁，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出现一片新型工业区。
夏宣家大门上的这副对联，已经流传了12代人.高戬摄
大丰市小海镇，明清两淮盐场之一小海场所在地。
据记载，明初的“洪武赶散”移民大潮中，4万余江南百姓由苏州阊门集中出发，被强制迁移到苏北沿海从事煎盐劳役。小海镇的居民中，多数是当年阊门移民的后裔。“姑苏世胄，渤海家声”——这是一副贴在阊门移民后裔夏宣家大门上的对联，这副对联，从明朝开始一直流传至今，400余年间，寄托着阊门移民们割不断的故乡情。
“迟到”的阊门移民
“小海的夏氏，就是阊门移民的后代。”86岁的夏宣，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齿清楚。他家客厅的正中央，供奉着“天地国亲师”。
1999年，时年75岁的夏宣，续修了记载着小海镇夏氏源流的《夏氏长房支谱》，数万字的蝇头小楷，抄录得工工整整。
夏氏家族堂号“惜阴”——“珍惜光阴”之义。这个堂号，和大禹有关。《夏氏长房支谱》的序言中写道：“究我族始祖相传为禹王，以国为氏（大禹之子启为夏朝开国之君，其后裔遂以'夏’为姓氏），承袭繁衍，一代圣哲，先天下之忧而忧，为解脱万民困厄，治水洪荒，三过其门而不入，其献身精神，万世景仰；尤倡勤奋从业，寸阴是惜。 ”
在“阊门寻根”的行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阊门移民家族的族谱上记载，其始祖由江南迁到苏北的时间是在元末明初，但小海夏氏的迁移时间却晚了不少，而且迁移的过程还不是“一步到位”的。
《支谱》序言中写道：“海上夏氏，始于会稽，播苏迁泰，旋徙小海，几经周折。一世祖文定公于明正统（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公元1436年至1449年）自姑苏迁泰州东乡夏庄，第二世君全公、君友公仍住泰州。至三世，一脉迁至吕四场，即君友公之子三人；景旸公（讳鉴，君全公长子。生于明弘治辛亥年（1491年）正月十五日，卒于丙辰年（1556年）十月二十日）于明正德迁小海，辟草莱（杂草丛生的荒地）而通鱼盐之利；朝旸公之子均德公迁北张庄（今盐城北）。 ”
为什么小海夏氏会比其他苏北的阊门移民家族迁移得晚了数十年？夏宣解释说，移民并非只是洪武一朝的举措，而是贯穿明朝近300年历史的一项国策。对于江北地区而言，规模最大的是明初的“洪武赶散”，但此后，政府还屡次组织移民，“我们夏氏的祖先，可能就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移民时来到苏北的，”而且，移民们来到苏北后，还进行了很多“二次迁徙”乃至“三次迁徙”——很多家族先是在扬州、淮安、泰州等府城、州城暂时落脚，立稳脚跟繁衍壮大后，再逐渐分散，向沿海等更偏远的地区再度迁移。“我们这一带大部分人都说是从苏州阊门迁来的。但据我所知，绝不全是从阊门迁来的，比如姓宗的，他们是北宋抗金名将宗泽的后裔，宗泽葬在镇江，他的子孙中的一支遂留在镇江守墓，大概在元末明初的时候，从镇江迁到高邮，又从高邮迁到小海，宗氏家谱我亲眼看到过的。 ”
“姑苏世胄，渤海家声”
“辟草莱而通鱼盐之利”，夏氏家族在小海拥有田产，并从事盐业和渔业，因而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修撰了第一部家谱。
《夏氏长房支谱中》写道：“我祖以耕读为业，第四世滨海公师食兴化名儒韩乐吾，生子观澜、玉峰、澄源、少滨、凤竹、龙津、竹林七公，嗣后并列七房。 ”
小海夏氏的族谱，始于五世祖夏浩。“观澜公，讳号，滨海公长子，鸿才博学，笃行孝友，宗谱之设始于公。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正月初八日子时，卒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亥时……”
夏宣家大门上的那副对联“姑苏世胄，渤海家声”就是五世祖夏浩在建立夏氏宗祠时撰写的，此后世代相传。夏浩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尚学光其祖，从天世可恒，允孚期久荫，积善必成名”，并以这20个字作为子孙后代的班辈排行，从第七世开始，夏氏族人就按照这些字辈顺序取名。夏宣属“允”字辈，为第十七世，目前夏氏家族已经繁衍到了第二十世“久”字辈。
夏氏宗祠，在小海镇上曾蔚为大观。“六世祖寅斋公于明万历自外地采办银杏树苗，分别培植于家祠（西寺）、戴恩阁（夏氏所创北斗坛）、东潮音寺、城隍庙等处。至民国30年，树高十余丈，干围五人合拢，浓荫复盖，廿里之遥清晰可见。”“由于祠产较丰，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十月初一日，按例祭祖，即春秋两祀。届时合族人等（妇婴除外）均参与，并有早餐与午膳……”抗日战争爆发后，反扫荡中为坚壁清野，祠毁祭止。
夏宣介绍，六世祖寅斋公又为七房另立支堂名：长房曰“明德”，其他为“修德”、“懋德”、“树德”等堂名。民国三十二年，十六世锡蕃公创立《夏氏长房支谱》，原存正副两部宗谱毁于“文革”浩劫，唯有长房支谱幸免于难。
“穿草鞋的可入厅穿蒲鞋的不登堂”
家族世代从事盐业，夏宣对大丰沿海小海、草堰、丁溪等盐场的历史沿革非常熟悉。
夏宣说，本来小海场的场治不在小海镇，在草堰镇的南闸这个地方。草堰镇上原有两个盐场的场治：草堰场和小海场，而草堰场的场治本来也不在草堰，因为历史上一次大潮水将场部全部冲毁，后来就迁到了现在草堰镇的北闸。乾隆三十三年，小海场迁到了现在的小海镇。后来，丁溪场和小海场合并，小海场并入丁溪场。
“因为盐民聚居，所以小海等地以前叫灶区。而从明朝开始，盐民分为两种人，一种叫灶丁，相当于现在的劳改犯，政府将其发配到沿海地区烧盐做苦役，这种人有一种特殊的户籍叫'灶籍’，祖先是灶丁，那么世世代代都是灶丁，灶丁不具备完整的公民资格，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没有人身自由，世代不能改行，只能烧盐，其地位接近于官奴”；另一种人叫灶民，虽然也是从事盐业生产的，但具备完整的公民资格，可以担任管理灶丁的低级官吏，也可以改行，还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夏氏家族，就属于“灶民”。
这种残酷的“灶籍”制度直到清朝才被废止。夏宣介绍，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下令为灶丁除籍，恢复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但是他们仍备受歧视，他们的生产工具都是盐商的，烧制的食盐全部交给主家。大丰沿海有一句老话“穿草鞋的可入厅，穿蒲鞋的不登堂”，就是灶丁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灶丁通常穿蒲鞋，他们去东家结算工资时，只能站在门房里面等候，不可以进入厅堂。而穿草鞋的佃户，社会地位则比灶丁要高，他们可以进入地主家的厅堂。
一直到新四军进驻盐阜地区，灶丁们才得到彻底解放。
灵魂深处的“阊门基因”
祖祖辈辈在黄海之滨的盐碱滩上生活了400多年，夏宣对故土有着无限的眷恋。“要不是怀念故土，说不定我现在就在台湾了。 ”民国年间，夏宣任江都县政府秘书。解放军挥师江南前夕，时任县长仓皇逃亡台湾，临行时要夏宣一起走，但他选择了留守，成为代理县长。他将县政府所有的档案、资产封存保管，完完整整地交给了解放军，为江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而对自己家族的根——苏州阊门，夏宣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大门上的那副“姑苏世胄，渤海家声”的对联，是他亲手写的。“小时候，每年春节父亲都会写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我从20多岁时也每年贴这副对联，一直到现在，即便在文革期间也没中断过。 ”
在苏北，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传说——凡是阊门移民的后裔，其小脚趾的趾甲都是裂成两半的。也许是个巧合吧，笔者自身也是阊门移民后裔，始祖于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到淮安府高沟镇，小脚趾的趾甲恰恰是裂成两半的。而和夏宣谈到这个传说时，他说自己的小趾甲也是裂成两半的，这是阊门移民们共同的“遗传基因”：相传明初大移民时，江南百姓不肯离开故土，明太祖遂派出骑兵马队四处冲撞予以驱散，“赶散”一词由此而来，而裂开的小趾甲，则是被奔马踏裂的；另一种传说是，移民们在离开苏州时，忍痛在自己的脚趾上砍一刀，以作为将来认祖归宗的标记。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已不可考，事实上，各地的移民后裔中都流传着关于小趾甲的传说。
可以肯定的是，移民后裔们的心灵深处，确实存在一些世代相传的“基因”，对于“洪武赶散”移民后裔们而言，这基因，源于阊门。
古银杏树
古皂荚树
明初的那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经过600余年岁月的荡涤，留在移民后裔们记忆深处的东西，除了家谱上片言只语的记载、世代口耳相传的故事，以及逐渐模糊的吴语的碎片，还有什么？
在盐阜大地上，除了这些，阊门移民后裔们还有一种寄托乡思的独特载体，一段活生生的历史——先祖们从苏州老家带去的两棵古树、一株奇花。
在黄海之滨贫瘠的盐碱地上，这来自江南沃土的两棵树和一株花顽强地扎下了根，历经了600年风雨沧桑依然枝繁叶茂，一如当年那群背井离乡的苏州人。
古皂荚树——十里八乡独一无二
“在整个青墩，只有这么一棵皂荚树！ ”
80岁的张玉清，盐城市亭湖区南洋镇青墩办事处龙碾村村民，包括张姓在内，龙碾村的人口较多的姓氏基本都是阊门移民的后裔。
张玉清已经说不清楚自己是张家的第几代子孙，但是从小就听说，家族的祖先来自苏州阊门，因“洪武赶散”而迁到苏北，而这棵皂荚树，则是当年的始迁祖从苏州带来栽下的。
这棵皂荚树高约10米，树干最粗的地方起码要三名成年男子才能合抱，在一马平川的苏北大平原上，十分醒目。
“在苏南地区，皂荚树并不稀奇，但在盐城是个稀罕的树种，而历史这么长、这么高大的皂荚树，绝对找不到第二棵，”《盐城晚报》副总编辑征跟东说。
张玉清的老家，就在皂荚树的边上，他家是张氏家族的长房，世世代代都是这棵树的主人。“皂荚树的用途很多，我小时候乡下没有肥皂，就从树上摘皂荚，捣烂后泡水洗衣服，去污垢的能力不比现在的洗衣粉差，还能用来洗澡，特别止痒。 ”皂荚还能用来熬盐，“以前自己家里吃盐，是用碱土熬制的，熬的时候就要加入皂荚泡出来的水，熬出来的盐又细又白。那时候，自己家里用不掉还卖给盐民。 ”此外，皂荚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能够治疗耕牛的腹泻，所以，旧时的兽医也来张家收购皂荚。
张玉清说，原来这棵树比现在要高大得多，“起码有现在的两倍高，七八里地之外就能看见了。 ”1950年代农村搞“大集体”时，有人把树干的上半部分锯了当柴火烧掉了，所以，这棵树就矮了一半。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部曾在青墩一带活动，战士们对这棵高大的皂荚树十分好奇，“曾经有人用步枪对着树干射击，现在里面还嵌着弹头呢。 ”
张家的祖先来自苏州，张玉清本人也和苏州有点渊源。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苏州打过工，“那是解放前夕，我在苏州曹胡徐巷32号的纽扣社做纽扣，解放后就回来了。 ”而自那之后，张玉清再没去过苏州，但时隔60余年，他仍会说一些简单的吴语词汇，比如“再会”、“谢谢”。当地村委会干部介绍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一代在苏州打工的很多，部分还在苏州成家立业了。
2004年，这棵皂荚树被盐城市绿化部门列为古树名木加以保护。
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更多的由张玉清承担着。对于这棵老树，他就像对家族中的长辈那样爱护敬畏，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倚着树干晒太阳，手里把玩着树上落下来的皂荚。暖暖的阳光下，一棵老树和一位老人，相对无言，只有如风的岁月，从身边悄悄流淌。
古银杏树——黄海之滨的“航标”
射阳县特庸镇，有一个叫大码头的地方，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码头，数百年沧海桑田，海岸线逐渐向东退去，码头早已荒废。
但当年码头边的“航标”还在——一棵高大的古银杏树。
和青墩的皂荚树一样，这棵银杏树，同样是明初“洪武赶散”的见证物。
当地文史工作者王万新介绍，明朝洪武年间，苏州一户姓张的人家举家迁徙到盐城东面沿海一个叫钓蛏洼的地方，张家的先祖为了给后人留下远离故土迁居异乡的纪念，从苏州城内带来了两棵银杏树苗，种在自己家的门前，其中一棵，因为不适应盐碱滩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没有存活，剩下的那棵则茁壮生长了600多年，成为海上渔民行船的“航标”。
这棵银杏树长在一片名叫九里墩的高地上，类似的高地，在盐城沿海地区很多，当地人称之为“墩”，是当年的阊门移民们人工堆积而成的，移民们长年在海滩上烧盐捕鱼，经常遇到海潮来袭，故积沙成墩供紧急避险之需。银杏树主干高约两丈，粗约四人合抱，树冠枝繁叶茂，初冬时节在夕阳的余晖中，仿佛一个硕大的金灿灿的圆球。粗壮弯曲的树根露出地面，好似苍龙的脚爪。
在当地，这棵银杏树颇具神话色彩。“1931年我们这里发大水，”王万新说，当时方圆数十里白茫茫一片，平地积水一人多深，村子被完全冲毁，就是这棵银杏树救了村民们的命，人们从水中捞起木板在树上“构木为巢”，蛇、鸟、鸡也纷纷栖息在树梢上避难。从此，此树也被当地人称作“救命树”。
在抗战时期，这棵高大的银杏树又成了抗日军民们的“瞭望塔”。当地文史资料记载：1941年9月30日凌晨，日军30余人、伪军100余人由盐城出发，一路向大码头“扫荡”，追击新四军休养连。我哨兵在树顶上发现敌情立即通知地方干部，地方军民将计就计摆下“口袋阵”，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树顶上的哨兵发出战斗信号，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七名日军被击毙，伪军死伤十多人，其中日军正副队长三浦、山田均被击毙。此役之后，驻盐城日军不得不放弃在大码头建立据点的图谋，也不敢轻易以小股部队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
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也曾对盐城地区进行“梳篦式扫荡”，这棵银杏树再次发挥“瞭望塔”作用，敌人多次扑空。后来，狡猾的敌人使出毒计，派人身着灰色军装，伪装成我军战士潜入新洋港渡口，盐东县委书记、总队政委胡特庸，总队负责人程步凤不幸中计，上了敌军控制的渡船，胡特庸在跳水突围时中弹牺牲，程步凤被俘后在盐城遇害。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这棵银杏树所在的地方被命名为特庸，邻近的另一个乡镇被命名为步凤。
如今，这棵古老的银杏树已成为射阳县著名的景点，在它的周围，当地人们又栽植了大批的银杏树苗，古树“子孙成群”，不再寂寞。
枯枝牡丹——感知盛事的小镇奇葩
盐城市区东南约30公里处，有一个叫便仓的小镇。该镇毗邻古代淮南盐场的伍佑场，原为伍佑场的备用盐仓，因而得名。“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每年谷雨前后，这个平时默默无闻的小镇会突然游人如织，让人们如痴如狂的是该镇独有的一种奇花——枯枝牡丹。清代小说《镜花缘》记述道：“如今世上所传枯枝牡丹，淮南便仓最多。 ”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历来荟萃于洛阳，为何便仓小镇却也生产牡丹？这其中，和苏州有着极深的渊源。
据当地史料记载，北宋末年，苏州枫桥人卞济之，曾任陕西参政公，为官清廉。靖康之变后，卞济之退隐江南，为避战乱，后又举家迁至东溟（今便仓），并携洛阳红、白两株牡丹植于园内，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
卞氏后裔中，有一个叫卞元亨的人，又和苏州产生了莫大的干系。卞元亨生于元末，随张士诚起义，张士诚称吴王后，拜卞元亨为兵马大元帅。朱元璋打败张士诚后，卞元亨退隐家乡。朱元璋闻卞元亨的才名，多次征召，但卞元亨隐居不出。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发配辽东边境。这一走就是十年，牡丹十年未开，十年后元亨得赦归来，牡丹再次开放。他百感交集，写下了《戎归》一首：丈夫志远遍天涯，一跨辽东忽到家，荒径尚存苍翠柏，故园尤有牡丹花。文章自古浑如梦，勇略于今谁共夸？回首风烟成往事，乐夫天命何复嗟！同时，有感于爱妾10年相守之情，又题咏牡丹两首：牡丹本是亲手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草唐松菊晚凋残，独有西园旧牡丹，自是枯枝存劲节，依依唯念故人还。
那么，世上的牡丹有数百种，为什么独有便仓的牡丹冠以“枯枝”二字呢？原来，便仓枯枝牡丹除了传奇的历史之外，还具有奇异的特色：枯而不朽！这里的牡丹，花朵美鲜润泽，不过，其枝条却形似枯朽，无论何时将其枝摘下，顿时就可点燃。关于这一点，在当地还有个传说：张士诚败亡后，卞元亨从苏州退隐故乡，将马鞭随手插入园中，就变成了枯枝牡丹。
更为神奇的是，正常年份，枯枝牡丹每朵花为12瓣，但是，每逢农历闰月的那一年，花朵则为13瓣。另外，本是春花的枯枝牡丹，曾多次两度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枯枝牡丹盛开在举行开国大典之日；国庆10周年时，枯枝牡丹两度开花；1972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时，枯枝牡丹又在隆冬开放；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园内和园外散植的单瓣红白牡丹，再次开出若干无叶之花。枯枝牡丹难道能感应人事，为国之盛事而花开二度？个中奥秘至今无人知晓。
如今的卞氏旧宅，已成为闻名遐迩的枯枝牡丹园，园中小桥流水、亭榭楼台，恰如卞氏故里苏州城内的精雅园林。
吴元大的容貌神情，与张士诚十分相似
牌位夹层记载着“生姓吴，死姓张”
“生姓吴，死姓张”的家族世系图
吴元大收藏的家族档案文书
姜堰市城北村村民吴元大正在酝酿着一个惊人的计划：带领全村吴氏家族的600多人，集体改姓张！ “这将牵涉到公安、社保、工商、税务、房产等等众多部门，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吴元大说。
这个匪夷所思的想法，源自吴氏家族的一块先人牌位，牌位中隐藏着一个已经世代相传了600余年、和苏州有着莫大联系的秘密——城北村的吴氏家族，极有可能是吴王张士诚的后裔，张士诚兵败后，其后代逃出苏州流落苏北民间，从此隐姓埋名，并立下“生姓吴，死姓张，有朝一日认祖归宗”的祖训。
牌位之秘
吴元大是个私营印刷厂的老板，得知苏州“老家”有人来访，正在外面谈业务的他急匆匆地骑摩托车赶回来。
他从东厢房小心翼翼地双手捧出一块牌位，端正地摆在堂屋香案的中央，点上三炷香插在香炉里，恭恭敬敬地朝牌位三鞠躬。“请木主，是件很庄重的事情，”吴元大一脸虔诚。
“请木主”的仪式完成之后，吴元大将牌位从香案“请”到八仙桌上，开始详细地解说其中的秘密——
“那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吴元大说，当时自己的祖父在常州生活，但每年除夕，老人家必定要回姜堰老家祭祖，“有一次，我在请木主时，无意中发现上面写的名字叫张广文，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家姓吴，怎么会有个姓张的祖先？ ”
祖父很严肃地告诉吴元大，这位姓张的，的确是家里的祖先，而且，村里的吴氏家族的人，死了以后写在牌位上的名字都改姓张。
为什么要“生姓吴死姓张”？答案就藏在这块牌位里面。牌位其实有三层，在正面和背面之间，夹着一块薄薄的木板，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凡木有本，水有源，人之谱系亦当返归本源。吾辈九世孙调查吴氏源流支派，实系世居海陵（注：泰州古称）东，张氏所出……由姑苏城立我始祖张士诚，□大明朱元璋得帝，与张征战以来，厥后迁移淮城之西，寄居外舅吴氏家，埋名改姓吴……今而后，知先主箕裘勿莫，使子孙纪念不忘，享千秋之俎豆，宴二社之鸡豚。自兹之后，凡我同姓，生姓吴死姓张……”
吴元大说，自那以后，他就对自己家族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家族中的所有先人都是“生姓吴死姓张”的，“木主夹层上这段文字中的'九世孙’，指的是张士诚的九世孙，这段文字，是这位先人在康熙五年写下来，从此就世代流传下来了。 ”
这块牌位是吴氏家族中现存的唯一的一块，“文革期间'破四旧’时，村里其他的祖宗牌位等都被当成'封建残余’给烧了，我们家的这块牌位是我拼了命保护下来的。 ”牌位上的人是吴元大的曾祖父，“破四旧”时，他用油纸将牌位包好，悄悄地埋在院子里，每年除夕祭祖时再挖出来，祭祀仪式完成后再埋进地下，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块牌位才重见天日。
身世之惑
吴氏家族的九世祖给子孙后代立下了遗训：“自兹之后，凡我同姓，生姓吴死姓张，故作此以志之，原志者改正再立谱系与宗祠，予等有厚望焉。 ”
吴元大认为自己肩负着实现祖训的重任，“我今年已经61岁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恐怕要实现认祖归宗就很难了。 ”
多年来，吴元大一直 在搜集有关张士诚的资料，盼望有朝一日解开身世之谜，认祖归宗再立谱系。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他从泰州图书馆一类文物保护书籍《吴王张士诚载记》1至5卷中，找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碑文与实物图片。此外，所有研究张士诚或者与张士诚有关的书籍、资料，只要能收集到的，他都收集了；从清朝到现代，家族中各种记载分家析产、过继子嗣等档案文件，他也收集了很多；张士诚在苏州称吴王期间发行的制钱，全套五枚他收藏了其中的四枚……“不谦虚地说，我也成了研究张士诚的土专家了。 ”
姜堰文物工作者窦亚平也多次到吴元大家中进行实地走访，通过对部分居民的调查，发现这里居民超度祭祀时，在商告（亦称申文，民俗中的一种公文）上确有生姓吴死姓张的表述。
但是，吴元大的祖宗牌位及家谱是唯一可探寻其身世的证据，而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王张士诚在苏州城战败被俘到今天已有644年，而其家谱最多只能推算到康熙五年（1666年），即其九世祖立下“认祖归宗”遗训的那一年。
从元至正二十七年至清康熙五年近300年时间内，张士诚后代如何流落到姜堰城北村的？居住在这里的100多户居民为何改姓吴？这些问题却一直难以破解。
改姓之谜
泰州市谱牒学研究者张培元，研究张士诚谱牒及其家族史已有多年。认真察看分析了吴元大的家谱及祖宗牌位后，张培元说：“徐达、常遇春围攻苏州城时，张士诚看到形势不利，令其堂兄张士俊（又名张士骏）带着其一个儿子与其四弟张士信逃到兴化一带。张士俊等人逃到兴化后居住在西门仓巷及西水关涛沙巷一带，同时，秘密地在南观营（今兴化昭阳镇水产村）练兵，准备东山再起。后来，看到朱元璋江山日益巩固，这些张士诚的后裔及部分将领就逐步离散，部分做起了瓦工；部分则隐姓埋名，流落江湖，姜堰城北村的吴氏祖先有可能就是那时迁移过去的。还有一种可能：张士诚兵败被俘后，其两名幼子流落民间，吴氏祖先也可能是这一支张士诚后裔。 ”
张培元认为，吴氏家族若为张士诚后代，其改姓后姓吴有两种可能。其一，吴氏家族的祖宗牌位上记载：张士诚的后人迁移淮城之西，寄居外舅吴氏家，埋名改姓。张士诚可能有一个妃子姓吴，他的后裔最后逃到外舅家，为隐姓埋名，故改姓吴。关于这一点，吴元大自己说，这个姓吴的“外舅”家族，其实是高邮人，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也是属于这个家族的。
另一种可能是：张士诚原称吴王，其后裔为了纪念他又避免被追杀，故改为吴姓。
张培元说，张士诚出生在泰州地区，也是在这里揭竿而起、发展壮大的，张士诚落败后，其后裔很有可能随明洪武初年的移民大潮逃到老家，为避人耳目，有的行走江湖，有的则隐姓埋名，从而会形成很多散落的家族分支，吴氏家族也许就是其中的一支。他认为，吴氏家族源自张士诚的可信度较高，因为在“成王败寇”的封建王朝，张士诚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人物，明朝政府曾到处追杀其后人，吴氏家族没有必要弄虚作假，在神圣的祖宗牌位上注明是张士诚的后裔，更没必要“生姓吴死姓张”。
吴元大家的堂屋中，挂着一幅张士诚的画像，每天他都会向这位自己心目中的先祖敬香。最近几年他多次给姜堰市政府写信，建议成立张士诚纪念馆，“现在，我们吴氏家族的100多个家庭的600多人，都迫切期待着改姓张，重新建立族谱，认祖归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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