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
天天盼着吃饱饭
你看，我今天在肖家巷农贸市场，挑挑选选买了半斤精瘦肉、五只虾、豆腐、香菇和青菜。有荤有素，有山珍、有海味，这样才吃得健康。
现在生活好了，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吃出健康。不过，在60年前，可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多少就买多少。那时候物质条件差，而且家家户户子女多，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想起那个时代的生活，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解放之初，吃饱是我最大的愿望。为了吃饱，粗糠、青草、野菜、树皮，我什么都吃过。
当时，我们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来换“口粮”和“工钱”。记得我10多岁时，父母每天都下地干活，然后在生产队记‘工分’。到了年底，‘工分’就拿来换粮食。每年每人分多少斤粮食是定量的。每户粮食按“人头”算，如果“工分”换不到规定的粮食，就得倒给生产队付钱。那时候，我们家有6口人，粮食不够吃，就常常摘野菜充饥。
这样的情况到了1960年就更严重了。那一年，我险些被饿死。当时大家在食堂吃“大锅饭”，生产上则“大炼钢铁”，村里劳动力缺少，大家的种粮积极性也不高，直接导致粮食低产。后来，食堂关闭，大家就都吃不上饭了。
那一年，我们家里只有一百来斤大米，6口人每天只吃中午一顿饭，每顿就是一小把米和采来的青草、野菜混着煮。成天没有力气，哪还能干活？有一次我饿得晕了过去，家里人赶紧用糠和野菜做了一个饼给我吃，要不，我可能挺不过去了。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盼望能吃顿饱饭。
改革开放前
什么都得用票买
改革开放前，物资比较缺乏，什么都得用票买。在我的记忆中，粮票、布票、糖票、肉票等各种票证的影子挥之不去，陪伴了我30年光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市民吃肉很紧张，当时整个城区，一天最多宰杀几头生猪。因猪肉供应很少，市民吃猪肉一直实行限量供应，每位市民每个月只能供应半斤左右猪肉，而且都是凭票购买。每月发肉票那几天，副食店人山人海，大家手里举着肉票，喊着、闹着、挤着，拼命地向肉案靠拢，为的是少要一些瘦肉，多点肥肉。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岁月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票证。那时，居民购买粮油要用《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并到定点门市部购买。由于食品、物资匮乏，供应时间仅限几天。每逢年关岁末，街道上到处是排着长队购物的“长蛇阵”。粮食供应如此紧张，更不要说一些副食品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零食”。那个时候虽然吃得饱饭，但肉却很难吃到。过年才有肉吃，所以我天天盼过年。当时，家里的菜翻来覆去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过年时，大人才会用肉票和糖票买点肉和水果糖给孩子吃。
要说在吃上面有大的变化，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开始实行责任承包制度，工资稍微上涨，市场上的鸡鸭鱼肉供应量慢慢加大。到了80年代后期，粗粮食品逐渐从老百姓的餐桌上退出，细粮成为餐桌上的主角。
现在生活好
天天像过年
上世纪90年代，市区餐馆多得像雨后春笋，大街小巷各种档次和风味的餐馆随处可见。进入新世纪，肯德利等西餐大量出现。巴城居民的饮食习惯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多元化的饮食结构促使人们崇尚健康、科学的饮食生活。从吃多吃好到吃少吃精，从细粮为主到粗细搭配，维生素、蛋白质、低脂高钙一系列营养指标充实着居民的生活，饮食的变化演绎出巴城人民生活步步高、节节甜。
以前家里要来客人，还要提前买菜，上锅炖挺长时间。如今只要到超市熟食柜台，就能挑选出现成的荤、素菜肴，拿回家上锅一热或一炒就能轻松上桌。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每天都像在过年，再也没有人为吃顿好的盼望过年了，家遇喜事、亲友聚会等，往往到好一点的饭店、酒家包上几桌吃个痛快，喝个开心。孩子们再也不用为吃不饱、吃不好发愁了，现在孩子发愁的是减肥。
吃的变化，还体现在健康绿色观念深入人心。每年春节，家里餐桌上的鸡鸭鱼肉在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新鲜的蔬菜、海鲜和素食。
过去鸡、鸭、鱼、肉是好菜、大菜，但现在因为脂肪含量高已经被我家的餐桌淘汰了。如今讲究吃出文化和健康。子女们常提醒我，一日三餐要讲究搭配，才能营养到位；肥肉最好少吃，多喝酸奶易消化吸收；鸡蛋一天不要超过一个；早晚吃点水果可抗衰老……我现在每天买的菜都不重样，为的是吃出健康。
责编：孙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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